你们是有理性的，但是你们也会有非理性行为。人是一种具有理性的存在物，但人不仅有理性，即具有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逻辑思维能力，而且有非理性因素，即不通过概念思维直接表现为情欲的冲动、直觉、灵感、顿悟等。当然人并非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物，人就其本质和主导方面来说仍然是理性存在物。人的非理性是受而且能够受理性制约的。如果非理性因素摆脱理性的支配，人完全由非理性主导，人就会堕落为动物，所谓兽性大发，就是非理性因素压倒理性因素。你们中会有人在朋友集会酒醉时胡言乱语，甚至胡作非为，这时理性已失去作用。至于因失恋冲动而杀人或自轻的事也时有所闻，这也是非理性行为，如果冷静下来，恢复理性思考，就可以避免这种灾难。理性与非理性是构成人的思想情感的两种因素。理性是在人类进化中产生的。人人生而有理性。人类理性思维的能力是与历史发展相伴而行的，它是客观的，存在于人自身。在人类身上，理性与非理性并非绝对对立的，更不是像船舱中的隔断，可以彼此封闭，防止进水。非理性的冲动有时会超越理性，而理性的能力有时会阻挡不住非理性的暴发。非理性因素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人不可能是纯粹的理性动物，重要的是人能以理性减少非理性因素的消极作用。
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是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潮。不能认为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各有片面性。在历史上，理性主义是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潮，理性是科学思维的支撑，非理性往往是迷信的温床。封建社会本质上鼓吹迷信，包括对统治者的个人迷信、对神的迷信，提倡盲从，反对人们的独立思考。倡导理性对封建统治不利，对宗教处于统治地位的中世纪社会秩序不利，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时，理性必然反对迷信。资本主义产生的时代是理性统治世界的时代，像恩格斯说的是把一切都放在理性审判台进行审判的时代。那时的自然科学家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的参与者，都是无神论者。他们既反对封建制度又反对教会统治，他们倡导理性，反对迷信。
当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以后，随着人们对理性的极度失望，宗教信仰卷土重来。此时，宗教已不再为封建制度服务，而是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精神压舱石。人们需要从宗教那里获得医治失望的安慰剂。此时，支撑科学的理性，分化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一些科学家成为工具理性主义者，他们在实验室里、在科学研究中是理性主义者，他们并不相信上帝能解决科学问题，而是相信数据、相信实验。在科学研究中，他们要问为什么，要寻找答案；可在价值理性方面，他们推崇上帝是最高价值，倾向宗教信仰。在教堂里，他们只有信仰而不研究，从不问为什么，从不寻找上帝能否创造世界以及如何创造世界的科学答案。宗教信仰只关乎个人的生活态度，与自己的科学研究无关。
科学家们信仰宗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科学家，因为他们并不把宗教信仰变为科学研究，也不把科学研究变为宗教信仰。科学研究与宗教信仰在他们的生活中是分开的。进实验室是科学家，进教堂是信徒。工具理性与科学同行，价值理性与信仰同行。这种与信仰同行的价值理性中往往渗进非理性的迷信因素。科学与理性结合得牢固与否还要取决于社会因素。在一个以利润为目的的社会，理性是不完整的，它突出地表现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理性的发展、工具理性的盛行可以齐头并进。
非理性主义思潮是对科学理性失望的一种表现，也是对理性的一种反动。我们应该关注科学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缺陷，但不能倡导非理性主义。从叔本华、尼采到后现代主义中的某些思潮，非理性主义逐渐流行。我们应该尊重理性，防止理性主义的片面性，但必须反对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往往是迷信的温床。毫无疑问，宗教的偶像崇拜中包含着非理性因素，因为崇拜中起作用的不是思考，不是理性，而是盲目地相信或盲目地信仰。我们不反对宗教信仰，尽管其中包含非理性因素。宗教信仰自由是我们国家的基本政策。但我们应该批评有些人（包括著名主持人、著名演员等）拜倒在一些大师面前，因为这不是宗教信仰。名人不是在任何问题上都是名人，不是在任何问题上都能理性地思考。他们的“名”在于他们的本行，在“本行”之外并非都是“名人”，甚至可以显得非常外行。以为名人就是事事有名、处处有名，这是我们对名人的迷信。名人表现出的某种迷信是可以理解的，名人并非理性的化身，同样是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混合物。在他们的专业范围内他们可以理性地判断和行动，可在他们无法理性思考的领域，非理性主义往往容易占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