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凌晨5点，天气特别冷特别冷，多数人还在温暖的被窝里沉睡，可何伦老师已经出门了。他不是去学校，而是去火车站，他得去接我校邀请的一位讲课专家。等接到专家，再送到酒店后，天已经蒙蒙亮了，何伦又匆匆赶往学校……
像这样的早晨，对何伦来说已经不止一次，甚至可以说是常态了。有时候接专家是在深夜或者凌晨，但第二天他依然准时到校上班。为此何伦老师不知牺牲了多少睡眠。可每当我们向他表示敬意时，他总会说：“这是我的工作。”
他的工作是负责接待专家吗？也许有读者会这样问。当然不是，如果只是接送专家那他可就轻松啰！接送专家只是他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他是学校的后勤干事。当然，“后勤干事”这个说法很文雅，如果换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打杂的”——学校基建、设备维修、采购货物、传送材料……还有一些工作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比如每学期开学，学校为美化校园都要买些植物放在大厅、阶梯、会议室、功能室等，买些什么植物、买多大合适、买哪些花才能又好看放的时间又长，这都是何伦要操心的；还有每次教师集体外出就餐，从选择就餐地点，到与老板谈判价格、帮助订餐，到最后活动结束，也许老师们都看不到他忙前忙后的身影，但我知道。
为了写这篇文章，一天下午下班后，我采访了我校总务主任邓永辉，请他讲讲他眼中的何伦。他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我对何伦的印象，那就是‘忙碌’。”
随后，邓永辉又说：“这样，我就给你说今天的事吧。今天上午我发现学校除草机没油了，便给何伦打电话，我问他现在在哪里，他说学校行政办叫他到教育局送材料，正在路上。我就在电话里对他说，学校除草机没油了，你买些回来。他爽快地说，今天下午3点左右去买。我是上午10点左右与何老师通的话，可为什么他说要‘3点左右去买’呢？我知道，今天一早他就将区教育局需要的材料送去了，上午他送完文件后，还得去采购下午英国教育考察代表团所需要的东西，然后中午1点还要到区继续教育中心接英国校长教育考察代表团到我校，5点左右又要陪同考察团到宽窄巷子至晚上10点左右。他只能见缝插针抽下午3点钟左右的时间办我托他的事。这就是何伦老师平常的一天！”
邓永辉似乎很心疼他的下属，说：“何伦不容易呀！学校零星物品采购、公务接送、文件材料的领取上交等，都是他的事。我校近五千人的师生规模，外来参观考察的人也多，再加上成都堵车很严重，何老师的忙碌程度就可想而知了。但他没有埋怨和牢骚，一心想着怎样把事情做好。”
和一线老师比起来，何伦老师每天做的事似乎都很杂，而且也谈不上什么直接的成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一线老师提供教学保障。比如，仅仅是为了保证师生教学用书能够在开学准时到位，何伦就操了很多心。每年寒暑假，当其他老师还在休息的时候，何伦不得不花大量时间不停地奔波于新华书店、印刷厂、学校、市场之间。而当老师和学生领到新书时，很少有人想到何伦付出的辛劳。去年，学校食堂的许可证到期了，要办新的餐饮许可证，何伦又开始了奔波——先写申请，然后到政务中心，先后两次请环保局到校进行现场勘查，联系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到校，最后终于将许可证办下来了，没有影响食堂的正常工作……
邓永辉感慨地说：“学校后勤的事多、杂、繁，但只要我把事给何伦老师说了，他就尽心尽力去做，不用我再操心。”
其实何伦曾经是一位颇受学生欢迎的物理教师。那天，他还津津乐道地给我说他的第一堂课——
2000年7月，我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物理系。为了上好第一节物理课，我特意设计了几个拿手的趣味物理实验——好些材料都是我自己掏钱买来，亲自动手制作的呢！果然，几个精彩的实验让学生开了眼界，气氛异常活跃。在课堂达到高潮的时候，我为了让学生明白物理实验学科的特点，故意在做一个叫“覆杯”的演示实验时将纸片弄脱落，整整一满杯水让我裤子前身湿了个透。顿时，不少“捣蛋分子”便吼了起来：“实验失败了，实验失败了……”一部分学生哄堂大笑了起来，还有一部分学生用惊奇的眼光盯着我，但我并没有吱声，而是镇定地说：“对，老师确实实验失败了，但实验失败了我们就放弃了吗？”一些学生回答：“不！”我又说：“对，不应该放弃，这就是这门学科的特点，这就是学习物理的方法，包括你们以后实验也会遇到许多的失败，只要继续努力就会成功的！”说完我重新成功地演示了一次实验，让学生带着余韵未了的心情上完了课，同时也让我成功地收获了第一堂课。
在讲这些的时候，何伦言语中充满了快乐。如果他沿着教学的路继续走下去，在教育教学专业上也会大有前途。他还曾主动申请到藏区支教过一年，也深受藏族同胞的欢迎。但因为学校总有些杂事需要人做，前任校长看中了他的踏实，便让他搞后勤。也许何伦当时心里也有些“想法”，但至少在行动上很爽快地服从了学校的安排。从此他告别了讲台上的精彩，而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倾注在繁琐杂乱的后勤事务中。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可贵的牺牲。
正是这种“牺牲”精神让我写下这篇没有什么生动故事的朴素文字，以表达我对何伦浓浓的感动和深深的敬意。
2012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