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于1925年2月，当时黄埔第一期学生即将毕业，鉴于当时广州商团反动势力日益强大，黄埔一期的共产党员学生蒋先云首先提议成立这个组织，起初的宗旨倒也简单，就是把所有驻扎在广州倾向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起来，以联合的革命军人，来对付联合的反革命商团。当时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校长蒋介石也是点了头的，他向来把黄埔军人看作是他自己的势力，把其他军队里的革命青年吸引到黄埔军人周围，对他扩张自己的势力不无好处，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他起先不但不反对，还把自己的心腹学生贺衷寒等人也派到会里担任骨干。不过，会里的活跃分子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学生，领头的有蒋先云、周逸群、王一飞、李之龙、陈赓等人，结果青年军人联合会很快演变成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左翼军人组织。
买了炮仗给别人放，这样的结果蒋介石当然不乐意了。他支持的贺衷寒等人先是常常在会里与左派学生唱反调，后来干脆忿然离开另起炉灶，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军校内的右倾教职员和学生于1925年秋冬组织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由军校政训主任王柏龄和一期毕业生中有名的右派学生贺衷寒、曾扩清等人领衔。他们公开宣称，共产党虽然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乘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之地。因此，他们以学习研究三民主义为号召，集结一批黄埔师生，专门与左翼师生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着干。
如此一来，在黄埔军校前三期的同学中间就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左右两派，在学校里，如果看到两队学生唇枪舌剑，箭拔弩张，不用问，那一定是两派学生在相互较劲。1925年10月，两派的成员在广东大学举行的关于第二次东征的集会上大打出手，拔枪相向，形成势同水火的局面。四期新生的连排长们，大都是先期毕业的黄埔学长，这种斗争也就不可避免地通过他们蔓延到了新生之间。青年学生血气方刚，容易受到政治鼓动的影响，部分学生在左右两派的诱导之下迅速在政治上“站稳立场”，加入了两派之间的政争。
其实像胡琏这种刚入军校的四期入伍生，多半踏出校门不久，缺乏社会阅历，他们的投奔大革命，一般凭的是年轻人的爱国热情和对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责任感，有的或许还加上一点个人出人头地的企图心，要说对什么主义的绝对信仰，一开始还谈不上。用胡琏的同学文强日后的话说：“当时许多同学入学时甚至连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都搞不大清楚。”他们多数对这场政治斗争背后涌动的暗流不甚了了，对当时广东风云变幻的政局更没有深刻的认识。
文强的升军官生甄别考试，就很形象地体现了这批入伍生的政治水平。主持升学口试的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问文强的：“为什么要来这所学校学习？志愿何在？”文强的回答像是在背口号:“是为革命不怕死而来，志愿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邓演达满意地连连点头，吩咐他以后要多多研读“具有‘三大政策’内容的新三民主义”。文强是政治科的准学员，入学之前已经是共青团员，入学后不久又转为正式的共产党员，在同学中属于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可即便是他，口试结束之后却也对这新三民主义怎么个“新”法颇为纳闷，他连问了许多同学，都不知所以参见文强口述刘延民撰写《文强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文强黄埔军校毕业即参加北伐，国共分裂后，他参加南昌起义，后来到四川领导兵运工作，三十年代初因党内肃反而脱党出走，数年后接受黄埔同学邀请加入了国民党的军统组织，在抗战期间领导过有益的敌后地下工作。解放战争中文强曾任杜聿明的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兼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淮海战役被俘。解放后他作为战犯一直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于1975年获最后一批特赦释放。。可见当时的学生们对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有什么区别，在理论上也不十分明白，军校里悬挂的标语还有“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字句。可以说，除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中的共产党中坚分子和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坚定右派分子外，许多黄埔生在入学的时候，政治上还是模棱两可或者说是幼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