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录的“出版”与传播
【1】当柏拉图还在世的时候，极少有人知道关于对话录的再版与传播。柏拉图最长久的伙伴和门徒，来自锡拉库扎的赫谟多洛斯，最先以书籍的形式，出版和传播了其导师——柏拉图的对话录。这些对话录被传播到希腊世界的诸多地区，无论是在东部还是在西部，都广为流传，尤其是在西西里岛。暴君狄奥尼修斯一世和柏拉图的关系很好，因此，并不排除狄奥尼修斯一世在对话录传播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个原因也同样适用于哲学家、数学家阿尔基塔，正是通过他，柏拉图与“新”毕泰戈拉学派成员相识。关于赫谟多洛斯的信息是由芝诺庇乌（公元前2世纪）提供的[5]，并且很明显，这些信息是基于其早期证言而获得的。西塞罗也留意到了这件事，甚至还对此做了评论。这些证言填补了没有受到限制的对话录出版过程，【2】这项工作是由学园的成员们所做的[6]。此事，柏拉图的另外两个学生帕奈提乌和欧佛里翁也证实过。他们说，他们发现过《理想国》的多个版本，其导言部分有实质性的差别。（《理想国》的起始部分曾被多次修订与重写ε?ρ?κασι πολ?κι? ?στραμενην ε?ρ?σθαι τ? ?ρχ?ν τ?? Πολιτε?α?）
除了导言部分，柏拉图的对话录中还有其他的一些文本被认为做过修改，比如在《泰阿泰德篇》中对“哲学生活”的描述和在《蒂迈欧篇》中对著名的“大西岛故事”的描述。[7]尽管如此，在柏拉图在世的时候，对话录已经以书籍的形式发行和传播，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其中，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去探索这些对话录的出版机制问题。与此同时，这个过程也把我们引向另一个较大的问题，即关于对话录伪作的问题。事实上，很多对话录，在柏拉图的继任者那里，就已经被认为是伪作。
在学园的活动构架中，柏拉图本人也曾经讲述过出版机制的基本框架，这种机制并不是遵循苏格拉底似的阅读程序进行的。柏拉图认为在出版中，首先必须做到的是要使文本读起来朗朗上口，只有那样，作品才可以达到在市场上出版和传播的要求。同时，这些已经公开的柏拉图的观点和理论，【3】必须要经得起所有外行人的质疑。[8]除了专门的解读者以外，我们对这种出版程序一无所知。然而，一本朗朗上口的作品，是应该能经得起柏拉图的阅读者批判的，这些阅读者既包括实用主义者、哲学家，也包括语言学家。从亚里士多德加入学园那天起，柏拉图就把解读经典的任务交给了他，而且只交给了他。[9]
这种出版过程不仅前所未有，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参照：很明显，不是所有公开出版的对话录都被认为是完成了的，有些作品是仍然在创作过程中的。毕竟，像《泰阿泰德篇》那样，很多被认为是真实的对话录，其讨论都是以一种消极的结论结束的。[10]
评论：在学园很长的运作过程中，柏拉图是采用辩证方式教学的，他还以认识论的标准，将其授课内容分成若干不同的主题和单元：逻辑学、伦理学，作为先在性知识的灵魂，艺术审美、勇猛和友谊的特质，以及修辞学、政治学和立法，这些都被非常详实地探讨过。柏拉图的最终目的是要绘制一条明晰的路径，通过这条路径，可以带领他的学生摒弃诡辩性的知识，从而获得真正的知识。【4】这些真正的知识会使他们过上德性的生活，使他们去认同和接近善。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的对话录并不是一个哲学体系，而是一个走向幸福的处方，一套应该被所有人去追随的“规则”或“律令”，通过个体心智上的创作和经验性的表达，以及一种完全不需要监督的理想性的融洽状态，最终实现德性。
让我们回到出版程序，一般认为，当众朗读之后，抄写员会负责把最终的文本誊写到莎草纸上。所有的这些被誊写到莎草纸上的概念和理论，都必须是柏拉图以正式形式表述过的。最终，这个学术性的抄写版本，会被存放在学园图书馆，并且对每个对此有兴趣的学园成员开放。
有一个学术版的对话录吗？
亚里士多德比任何人都相信存在着一个学术版的对话录。他在其论著中也推测有一个标准文本，并且经常从这个对话录中引用固定的段落。与此相关的情况，主要在《论题篇》中涉及过[11]，这部论著是唯一一个具有所谓的内在一致性的文本，【5】并由亚里士多德本人出版。
《论题篇》在范围较大的图书市场传播过，从希腊到亚历山大，以及托勒密王朝图书馆。我们不排除《论题篇》曾被西塞罗涉猎过的可能性，因为，他使用过一个限制性的语词commentarios，他也曾经拜访过卢库鲁斯图书馆。[12]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主要是关于对词语的定义，以及正确术语和概念形成的过程的论著，这些定义、术语和概念在哲学学派中是被广泛接受的。从辩证法训练的角度来看，有些东西的确是他自己的发明。因为，在此之前并没有这样的传统（ο?δ?ν ?χομεν παραδεδομ?νον ?π ?λλων）。[13]
亚里士多德所引证的柏拉图对话录中的理论、语词以及短语等，都没有超出科学伦理学的范围。[14]“（亚里士多德承认）我的想法是找到一种方式，并借助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从现有的共识（假说）基础上，得出新的结论。这主要是辩证法的任务，同时，也应得到科学检验。”[15]比如，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中批判了“形式因”，也驳斥了柏拉图的“理念论”。[16]
在第一部专著《论动物部分》（起初只是一篇关于论述科学方法问题的匿名作品）中，【6】针对柏拉图和斯彪西波的辩证法，以及在更普遍意义上，他们给予“知识”的定义，亚里士多德从知识论角度给予了全面性批判。[17]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具备专门知识的人才可以看透问题的本质，仅仅接受过教育的人只有概括能力，他们不能通过表象认识问题的本质。
在语言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亚里士多德与塞诺克拉底关于“世界生成”（“γ?γονεν”）的语言学争论。[18]亚里士多德指出，按照柏拉图的观点，世界并不是本来就存在的，而是“被生成的”。但是，亚里士多德并不同意柏拉图这种观点，并用“γενν?θηκε”解释了他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对“理念”（α?διο?）的理解也与柏拉图不同。[19]柏拉图给出的意思是“永恒的本质”，而亚里士多德却将其解释为“永恒”！然而，同一个词，之所以会被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解释为不同的意思，可能会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联，即确实存在着一套语词，这套语词具有不同的固定含义，这些特性是语词被创造出来时就存在着的。关于语词的创造，在《克拉底鲁篇》中也有被提及过。[20]
这就说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同一个语词有不同“语义学”理解的原因：柏拉图探索的是其“字面”意思，【7】而亚里士多德则更愿意把一个语词看成一个专业术语。
关于柏拉图的理论，无论是他的支持意见还是反对意见，抑或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和悲剧诗人的著作，对亚里士多德的批判基本上站不住脚，也没有什么理论依据，也并没有涉及已经出版了的柏拉图对话录的某一特殊章节。
另外，有一个事实也可以有力证明以上论点，那就是亚里士多德在教学用书边角处上对柏拉图理论观点的评注，这些评注并没有逻辑连贯性，换言之，这些材料是未经加工的原始材料！然而，如果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对话录的注释和某些摘录之间如果不存在一致性，那么安德罗尼柯的工作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在公元前1世纪，安德罗尼柯负责出版了亚里士多德的学术性专著。当然，还有一个观点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学园学习的这段时期，他还并没有以主体分类的方式去整理区分柏拉图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这时亚里士多德已经拥有整部“柏拉图对话集”，并已精读和参阅过这部对话集。然而，确定的是，安德罗尼柯也拥有已出版的柏拉图的全部著作。
【8】评论：下面我们有必要谈谈，安德罗尼柯编译出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以及他所面对的语义学和认知上的困境。[21]这里，我们不会去讨论这部著作的顺序和标题（这种方法也是他首创的，波菲利认为，他把逻辑的部分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深奥的思想与公开出版的著作（所谓的开放性的著作或显白性著作）之间是有观点上的差异的。
另外，除了我们强调的著作内部之间的张力外，亚里士多德在表达其理论观点时所运用的语言风格已经完全不同于安德罗尼柯时期（公元前1世纪），因此，安德罗尼柯也必然有诸多理解不到位的地方。为了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就必须从认识论的角度，按照不同的主题对其作品进行分类和编排，这样，人们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理解，就不会只是停留在其写作时所运用的语言方式上，而是上升到其哲学内涵上。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会遇见这样一个困境[22]，一方面，人们用不同的术语去表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具有同一性的理论；另一方面，安德罗尼柯在解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和理论时所运用的术语和语词，已经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出版时所运用的术语和语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不要只执着于字面意思”
【9】事实上，我们还应该注意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语言文字性质意义上的差异。即使在今天，这种差异所造成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冲突，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困扰因素。特别是当他们在运用相同术语指称同一概念和境况时所带来的这种冲突差异性。柏拉图并没有一套专业术语，他反对不了解语词的深层次含义而只专注于语词的字面意思（τ? μ? σπουδ?ζειν ?π? το?? ?ν?μασι）。[23]因此，当描述理念、形式和可感知事物的关系时，摒弃书面语表达和口语式表达的差异，才不会构成障碍。
柏拉图对书面语表达的不充分性持怀疑态度，并且他还强调用语词和短语表达更深刻的含义和观点时的不充分性。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就很担心书写和阅读无法给学生带来真正的知识[24]，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未成文学说”问题。对此，还有一些柏拉图的其他证言。从柏拉图的《第七封信》中，我们得知，他从来没有写过对哲学本质的最深刻性的思考。【10】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柏拉图看来，人并不能认识真理和善，甚至都无法用语言描述真理和善！
评论：综上所述，有人认为，某些“隐士”或者“修行者”，以及皮浪的门徒，可以通过他们的修行获得至善。但是，他们那种极端的生活态度并不能支撑起社会发展，也不能促进人类种族的进化和繁衍。
最后，从一定意义上讲，对雅典公众所做的著名演讲“论善”，以及在戏剧界所做的尖刻讽刺性的评论，能表达柏拉图的观点。普罗克洛在他的《对柏拉图〈蒂迈欧篇〉的评论》中，阐释过雅典人解读“大西岛的故事”和《理想国》父权制的观点。[25]
关于《蒂迈欧篇》
从古至今，在柏拉图对话录的传播过程中，《蒂迈欧篇》拥有最特殊、最卓越的地位。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有诸多学者和知识分子将之视为典范，并对之做过翻译和评注。这也是《柏拉图神学》的开端。早在公元前1世纪，《蒂迈欧篇》是被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柏拉图的唯一著作。同时，《蒂迈欧篇》，【11】连同柏拉图主义者和新柏拉图主义者对它的注解和评注，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之前唯一的宇宙哲学论著。这部对话录不仅讨论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问题，还讨论关于天文学、生物学、数学和人体主要器官的功能，以及感知表象，甚至神话的合理性等话题。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这是一部关于宇宙学的“学术性”著作，这部著作的理论观点建构在柏拉图和与柏拉图本人观点相似的学者基础之上，其中，这些学者包括腓力司逊、留基伯和欧多克索。在这里，我们可以引证瓦西里·卡尔法斯提出的观点加以评述。
评论：卡尔法斯曾经用希腊文出版过《蒂迈欧篇》，并配有解释性的文字和注释。他在其中写道：“《蒂迈欧篇》能够从古至今流传下来，并且拥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在哲学史上简直就是个奇迹。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部柏拉图的对话录，甚至没有任何一部其他人的哲学著作，能够像这部著作一样被无数人阅读和评注过。”[26]他继续说道：“《蒂迈欧篇》是神秘主义者和数学家的避难所，是宇宙目的论者的宣言书，是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的最紧密的契合点。”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将会尽力论证瓦西里·卡尔法斯的观点。
【12】柏拉图在学园任教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开始编纂柏拉图的著作，特别是按照主题编纂对话录。这些对话录在古市场上广为传播，这就是所谓的“开放性传播”。这些对话录的标题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中都有记载，其中，还包括一篇名为《蒂迈欧篇和阿尔基塔作品摘录》的作品，这篇作品，辛普利丘也非常熟悉（《论天》： ?? κα? σ?νοψιν ? ?πιτομ?ν το? Τιμα?ου γρ?φειν ο?κ?πηξ?ωσεν）。[27]《蒂迈欧篇和阿尔基塔作品摘录》是我们知道的对《蒂迈欧篇》评注最早，也是最典型的作品。亚里士多德在其晦涩的著作中，曾经至少有43次提及过《蒂迈欧篇》，但是，他从来没有评论，甚至从未提及过这篇对话录的“导言”，即“大西岛的故事”。
这些笔记和评注说明，早在柏拉图在学园讲课的时期，就已经存在一个关于对话录的学术版本。更进一步讲，柏拉图对话录的“四联剧”在斯彪西波时期就已经传播开了。对此，我们在接下来还会提及。
作为文学体裁和哲学教学工具的对话录
在谈到学园中的出版机制时，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13】柏拉图在表达自己的哲学观点和世界观时，是把“对话录”视作一种文学体裁的。[28]柏拉图的对话录由两个部分组成：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史前历史对话录和作为认识论知识的辩证法。
当然，柏拉图并不是苏格拉底式对话的创造者！根据一些未被证实的消息，第欧根尼·拉尔修把这种文学体裁的创新归功于普罗泰戈拉。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把这些特殊的对话录归类为《论诗术》，此外，他还提到了另外一些不知来自何处且完全没有名气的人。[29]亚里士多德认为来自忒奥斯的阿历萨梅诺斯在苏格拉底之前就开始撰写关于哲学内容的对话录。这些信息或许是智者捏造的，亚里士多德都没有经过核对，就把这些信息传给了后人。从这些信息中我们得知，“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来自雅典和苏格拉底领域之外的文学体裁。
对话录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两个人或者多个人之间交流对话，“读者”同时也是观众，但是，观众在这个过程中也起着积极作用。我们可以发现，柏拉图式的对话与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有诸多相似性。柏拉图对话中的人物与阿里斯托芬喜剧表演中的英雄是一致的：在雅典城邦中，兼具智慧和政治才能的人，就生活中一些事情进行辩驳。[30]
【14】无论怎么样，有智慧的人就不同领域选择以对话的形式探索真理的路径，不是向受众传达具体知识或者传授特殊技艺，而主要是引导他们从无知中觉醒。这种对话体裁，并不完全是苏格拉底创造的，肯定是来自更早时期有文化修养的人。此外，这种获取知识的方式，也不同于无所不知的智者。这里，我还想提一下柏拉图的舅舅克里底亚，他的诸多作品，如《格言》等，也是用对话体形式写作的，与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体裁非常相像。在苏格拉底的学生中，第一个以“苏格拉底式对话”形式创作的，据说是来自斯弗托斯的古雅典政治家埃斯基涅斯，他曾经见证了对苏格拉底的审判。
历史上，埃斯基涅斯因受到其导师苏格拉底及其妻子克珊西帕所托，通过七篇对话的形式保存了苏格拉底的学说而得名。如果事实真是如此的话，那么他保存的这七篇对话，即《米尔提亚得》、《卡利亚篇》、《阿西俄库篇》、《阿丝帕希娅篇》、《阿尔基比亚德篇》、《犀牛》和《特劳格》（特劳格是毕达哥拉斯的儿子），就真切地反映了苏格拉底不同阶段的学说和思想。值得肯定的是，还有苏格拉底的另外一些学生以对话的形式编纂过一些著作，如来自麦加拉的欧几里德，还有，阿尔基比亚德斯、克力同和厄罗提卡斯等。[31]
柏拉图的对话带有一种很明显的夸张风格，这或许是受到其年轻时写作悲剧作品影响的原因。尽管也会涉及日常生活，【15】但是这些作品里，还是有柏拉图自己文学杂集和活泼有力的语言风格，这种风格是柏拉图自创的。
如果我们还记得，智者学派是以主题为标准划分知识门类来寻求真理的，那么，与此相对应，很有可能，柏拉图是出于教学的需要，才选择对话录作为教学方式的。另外，作出这种选择很有可能是基于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这种对话录比任何其他形式都更加接近历史上雅典人的教育方式。智者们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对“正义”做了解释：语言的准确使用、争辩的技巧、博弈术、同根词、伊奥尼亚学派的哲学理论、关于诸神和不可知论主义真理，以及法律和正义等，这可以分别从他们著作的标题中得到证实：《论自然或不存在》（高尔吉亚），《论真理》和《论相反论证》（普罗泰戈拉）,《论人的本质》（普罗狄克斯）,《阿瑞奥帕吉提库》（达蒙）,《论真理》（安提丰）。然而，柏拉图并没有按照他们既有的方式去继续下去，但是，作为一个原则，除了《理想国》和《法律篇》之外，柏拉图基本都会按照对话主人公的名字或者按照对话的场景给他的作品命名，比如，《会饮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