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中国继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开始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决定。
《决定》首先阐明了此次经济体制改章的缘起，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农村经济发展对城市的要求，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几年来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也已经进行了许多试验和探索，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和重要经验，使经济生活开始出现了多年未有的活跃局面。但是城市改革还是初步的，城市经济体制中严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决定》充分论述了进行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指出建国以后我国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决定》阐明了改革的性质、目的、任务，指出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目的，归根到底就是要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国家的繁荣强盛和人民的富裕幸福。改革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冲破现行体制中束缚经济发展的一切老框框，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它既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又完全区别于那种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决定》认为应该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改革成败的最主要标准，并特别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能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
《决定》大胆突破了一系列传统观念和传统体制的模式，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改革原则和政策，包括：（1）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重新确立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的正确关系。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否定了全民企业必须由国家机构直接经营的观念，提出把所有权同经营权适当分开，“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2）改革计划体制。《决定》否定了无所不包的计划体制，提出统一性同灵活性相结合的计划体制。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强调“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所谓指导性计划“主要是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也就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计划。（3）关于价格改革。价格体系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决定》提出改变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必须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使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4）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要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政府机构管理经济从直接经营企业转向宏观计划、指导、调节和为企业服务等职能上。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以后，要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逐步形成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为依托的，不同规模的，开放式、网络型的经济区。社会主义企业也应该有竞争、优胜劣汰。（5）关于企业内部制度改革，实行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的原则。一是实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决定》借鉴农村改革的经验，提出：要建立以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二是在领导制度上，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企业党组织起保证和监督作用。同时提出必须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各项民主管理制度；三是在分配上，提出要扩大_工资差距，拉开档次，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决定》特别批判了“平均主义：社会主义”的观点。提出共同富裕不等于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重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的政策。（6）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同时鼓励发展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合作经营和经济联合，“有些小型全民所有制企业还可以租给或包给集体或劳动者个人经营”。《决定》提出了两个开放的方针，即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国内各地区之间更要相互开放，建立一种开放型的经济。（7）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大胆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
上述方针政策已经勾画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目标，即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第一次基本上确立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这是对社会主义传统理论和模式的重大突破。我国搞过几十年计划产品经济，在观念上，排斥商品经济，在实践上，力图限制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改革，实质上是朝着引进市场机制，发展商品经济的方向推进的。但在理论上，对商品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还存有争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理论上的意义就在于对社会主义作了新的解释，为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个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它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勾画了一个整体蓝图。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表明我们党对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深刻地总结了30多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论述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指出了改革的原则和方向，确定了改革的性质、目的和任务，规划了改革的基本蓝图，制定了一系列改革的基本政策和措施。《决定》的通过，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从局部试验进入全面展开的阶段，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
1985年，在经济、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方面都迈出了重要一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以价格改革为重点，与之配套的是工资改革。价格改革实际上从1979年就局部开始了。1979年至1984年第一阶段价格改革的重点是农产品购销价格的改革，以国家调价为主。从1985年开始进入了全面价格改革的阶段。第二阶段价格改革的总的方针是“调放结合、稳步前进”。在工业生产资料方面，放开了对企业自销产品比例的限制，对自销产品，企业有权自定价格，或由供需双方在规定幅度内协商定价，从此走上计划内价格与计划外价格并存的“双轨制”道路。“双轨制”成为整个经济在双重体制下运行的特征之一。1984年的农村形势和对农村形势的乐观估计，促使农产品价格进一步放开。当时，农村遇到的突出问题，是一度出现的粮食低水平相对过剩，许多地方出现“卖粮难”。不少地区出现生猪生产下降的趋势。由于粮食价格购销倒挂，购粮对国家财政造成了很大压力。决策层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用市场去引导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实行粮食转化。按这种思想，使农产品价格改革成为1985年价格改革的中心环节。国家取消了对农村粮食、棉花的统购政策，改为合同定购，合同定购以外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协议价格卖给国家。逐步放开了生猪、水产和蔬菜价格。国家还陆续放开了自行车、电冰箱等数种工业消费品价格。
工资改革的目标是克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调动职工积极性。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和企业工资套改两部分。前者主要是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国营企业工资改革是把职工的劳动报酬与其贡献联系起来。打破平均主义。从1984年后，职工工资、奖金进行了多种形式改革试验。多数企业实行奖金随经济效益浮动。15%的大中型国营企业试行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挂钩浮动的试验。1985年下半年，国营企业实行工资套改。将企业原有300多种工资标准，在一个地区内简化为3类产业5个工资标准。在计划、财政、税收、基建方面也进行了单项改革。1984年10月，国务院推行计划体制改革12条措施。主要是缩小了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下放计划管理权限。放宽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的审批权限，扩大地方部门利用外汇、外资的审批权。在1984年实行利改税的基础上，1985年3月在全国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新的财政体制，确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对于投资，1985年起实行“拨改贷”制度，凡由国家预算安排的基建投资全部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
1986年3月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审批通过的“七五”计划（1986～1990），把经济体制改革放在首位，力争在5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七五”计划具体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内容：（1）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要求到“七五”期末绝大多数企业都要实行自负盈亏。（2）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3）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七五”计划明确提出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代替了过去“多种经济形式”的比较含混的说法；第一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包括建立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和劳动力流动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在价格改革方面，提出改革价格管理体制，主要实行市场价格；提出把企业、市场、宏观管理改革配套进行，微观搞活与宏观管理相结合的思想，把改革的目标框架表达得更为清楚了。
“七五”计划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但计划的实施比汁划本身要复杂得多。1984年第四季度，出现了改革以来第一次总需求膨胀的洪峰。信贷基金和消费基金失控，货币发行过多，工业增长过热，进口控制不严，外汇储备急剧下降。由于总需求膨胀造成了市场供求矛盾突出，价格大幅度上涨。总需求膨胀的冲击，迫使国家在推进改革的同时，紧缩需求。为了防止急刹车引起的损失和震动，决定采取“软着陆”的方针，即把控制总需求的任务放在两年内逐步解决。但通货膨胀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1986年以后，企业改革的着眼点除了继续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以外，开始关注如何解决企业短期行为的问题。理论界从不同方面提出了企业改革的方案。一是从明确产权关系人手提出所有制改革问题，特别是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的问题。一是从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开的理论出发，集中解决企业经营者的问题。企业改革的另一个方面是企业内部制度的改革，包括领导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
商业体制改革进入以搞活商业企业为重点阶段。1986年，各地普遍放开小型商业企业，实行“改、转、租、卖”。大中型商业企业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试点。生产资料市场陆续出现，试点城市1986年有6个，1987年发展到79个。生产资料分配体制开始改变，国家统配物资品种大大减少，重要原材料由国家统配的比重也大大下降，生产资料价格逐渐放开，计划内价格比重下降。
金融体制改革从1983年起就开始试验。首先是建立一个以中央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恢复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投资银行，并先后成立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地方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财务公司，农村和城市发展了信用合作社。1986年7月，成立交通银行。其次是建立初级资金市场，促进横向资金融通，普遍开展了金融机构同行拆借业务。
经过几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重要变化，进入了新旧体制交替的阶段。改革最显而易见的效能是搞活了经济，推动了经济持续增长。国力增长较快，人民生活得到较快改善。但是，经济生活中不稳定因素并未消除。最突出的是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1987年全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上涨7.3%。由于新旧体制交替形成的漏洞和通货膨胀，使经济生活，尤其是流通领域出现了严重混乱现象。改革面临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