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苏区的会昌，有两位妇女被人民群众唤为“苏区红嫂”，她们辛勤抚养红军留下的儿子的感人故事一直在流传着。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残酷的斗争，中央决定，原在中央机关工作和随军干部家属除少数参加长征外，其他人员一律就地安置或疏散突围到白区隐蔽斗争。
根据这项决定，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林伯渠的夫人——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任优待红军工作局局长的范乐春，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副部长邓子恢同志的妻子黄秀香，因在这期间刚刚生下孩子不久，都正在“坐月子”，因此，组织上决定将她俩留在苏区坚持斗争。而林伯渠则随主力红军北上，邓子恢被安排留下来到闽西领导游击战争。
范乐春在跟丈夫林伯渠告别后，接到组织上安排她回闽西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她马上整理行装，决定将未满月的孩子送往会昌城，托付给自己的堂兄范美宏家抚养。这时，邓子恢夫妻请求范乐春也将黄秀香刚分娩不足十天的男婴一起托付给范美宏。于是，身材高大的范乐春，一前一后分别裹着一个婴儿，骑着一匹枣红色的快马，乘着暮色匆匆赶往会昌城。
在茫茫夜色中，范乐春来到会昌城径直找到堂兄嫂居住的地方。堂兄范美宏和嫂子郭发仔见到汗水涔涔的范乐春，连忙迎进屋里。范乐春将来意说明后，小心翼翼地把胸前、背上兜里的婴儿解下来，托交给堂兄嫂。范美宏夫妇本来生活拮据，还有一个女儿，面对范乐春托交的两个红色的后代，夫妇俩顾不得多想就答应接下两个男婴。
临别时，范乐春含泪对孩子亲了又亲，深情地对范美宏夫妇说：“哥，嫂，这两个孩子就托付给你们了，拜托你们把他们抚养长大。要相信红军一定会回来的，等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会感谢你们！”
范美宏和妻子郭发仔一诺千金：“放心吧，只要我们在，就一定把两个小孩带好，等你们回来。”
范乐春与熟睡中的两个婴儿一一吻别后，立马返回瑞金，谁知这一别竟是永久的骨肉分离（黄秀香在长征突围掩护时牺牲，范乐春留在苏区打游击患肺病去世）。
为了养育红军的后代，范美宏夫妇节衣缩食，硬是省出几块钱请了个奶妈来喂养两个孩子。不久，实在挤不出钱请奶妈，孩子没有奶吃，整天哭声不断，急得夫妇俩一筹莫展。此时，恰巧邻居家来了一位庄埠乡的年轻农妇，她看到这两个男婴饿得可怜，主动表示愿意帮助喂养一个。为了不让孩子饿死，范美宏夫妇只得忍痛将早出生十来天、身体较壮实的男婴（范乐春之子）送给这位农妇抚养。没过多久，这位农妇因丈夫病故，生活失去依靠。几经辗转，小孩最后被洛口圩边的农民赖兆枝、李满姑夫妇收养，取名赖亚平。
而范美宏夫妇抚养的是邓子恢之子，取名范宜德。为了孩子，夫妇俩吃尽了苦头，范美宏靠打零工补贴家用，郭发仔靠卖粉皮的小生意糊口。当小宜德长到5岁时，因为生活越来越艰难，为了保证范宜德不挨饿，夫妻俩忍痛将自己刚满10岁的亲生女儿卖到山区永隆乡一家农户当“童养媳”。小宜德长到10岁时，范美宏又不幸去世。从此，妻子郭发仔和范宜德相依为命，视范宜德比亲生儿子还要亲。
就这样，两个小孩分别在两个贫困的家庭和艰难生活中渐渐长大。
1949年8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会昌县城。会昌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红军回来了！”“毛主席的队伍回来了！”老苏区人民箪食壶浆欢迎人民解放军。
这时，远在武汉的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政委、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邓子恢同志，得悉赣南全境解放的消息后，想到自己和林伯渠两人15年前寄养在会昌的儿子，不知下落何处？于是，他连忙给赣南军政委员会主任、第四十八军政委陈仁麒去电，请他派人尽快前往会昌，寻找当年寄养在会昌县城的两个“红军的儿子”。
陈仁麒政委接电文后，立即选派军部参谋左枫等人前往会昌。在会昌县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很快找到了郭发仔。随后，左枫根据郭发仔提供的地点，亲自前往洛口上屋村，在区委书记的带领下，找到了赖兆枝家。
范宜德、赖平亚经会昌县人民政府、赣州第四十八军军部、武汉中南军政委员会等单位接转，最终和邓子恢、林伯渠两家人欢聚。
为感念苏区人民对他们的养育之恩，经邓子恢和林伯渠商量，将范宜德更名为邓瑞生，赖平亚更名为林苏生。
为感谢郭发仔、刘满姑两对夫妇对范宜德、赖平亚的辛勤养育，会昌县人民政府专门对她俩的家庭进行了奖励。于是，赣南老区人民把郭发仔、刘满姑亲昵地唤作“苏区红嫂”。
（龙桃荣 李桂媚 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