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快乐，
就没有幸福。
——亚里士多德
让我们与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一起，继续我们对幸福的追寻。这两位希腊思想家都将幸福作为其思想的中心问题来对待。亚里士多德曾经做过几年亚历山大大帝的家庭教师，在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他一直追随他的老师柏拉图。公元前三三五年，在他四十九岁的时候，他离开了老师所在的学院，建立了自己的学校，称之为“学园”。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对一切都抱有好奇心的思想家，一个杰出的观察家。他对生物和物理抱有同样的兴趣，对行星的运转和政治生活的组织抱有同样的兴趣，既喜欢逻辑学，也喜欢语法，既关注教育，也关注艺术。他为儿子写下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是关于幸福问题最有见地的著述之一。在这部书中，他强调：“我们追求幸福，而且幸福本身就是我们追求的目的，别的任何目的都不存在，这在我们追求的众多事物中是唯一的。”因而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幸福是“众善之尊”。我们为了享有舒适追求金钱，为了得到承认追求权力，可幸福就是其自身的目的。所有的问题都关于其自身的性质：究竟什么能够让我们更全面、更持久地拥有幸福？
在希腊先哲那里，幸福的概念往往是通过对于快乐的思考来完成的。幸福的生活首先必须是能够带来快乐的生活。快乐是一种令人感到惬意的情感，与需求或者欲望的满足联系在一起。我喝水感到快乐，是因为这能够平复渴的感觉；我睡觉感到快乐，是因为我很疲惫；我学习感到快乐，是因为我有认知的渴求；我得到了觊觎已久的一样东西也会感到快乐，等等。寻求快乐是人的天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也是人类行动最主要的动机。感动首先就是动，因为我们感受到（或者希望感受到）令人愉悦的情感，我们才会积极地投身行动当中。快乐在我们生物性的、心理的、情感的或是精神的生命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自达尔文以来，生物学家一再强调快乐的适应性作用：正因为在进化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快乐的这些机制才会经过选择而被保留下来。同样，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快感原则的程序决定了生命的目的性”。
有很多快乐是不需要付出努力的，例如品尝冰激凌、满足性冲动、沉溺于一部好的电视剧，等等。但也有些快乐要求比较高，如掌握一门艺术，投入对新知识的学习，练习一种运动技能达到较高的水准……如果说各类快乐强度不同，重要性也不同，但是它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快乐都是短暂的。如果不是不断地通过外在的刺激滋养它，快乐会在我们享有它的同时渐趋暗淡。一顿好的饭菜当然会让我们产生极大的快乐，但是随着我们的胃越来越满，直至达到饱和的程度，哪怕是面对再精美的菜肴，我们恐怕也会无动于衷。如果说某些状况（缺钱、生病或者失去自由）让我们远离了对于快乐的追求，我们会因此更觉不幸，就是因为“缺失”。还有一点，快乐与道德毫无关系：暴君或是变态在折磨、杀戮或者让他人承受痛苦的过程中也会得到快乐。
正因为快乐是转瞬即逝的，正因为快乐需要我们不断地滋养，正因为快乐在道德上无法界定，所以，快乐不能成为生命的唯一向导。我们可能都有过体会，一味追求那些容易满足的、瞬间的快乐会给我们带来幻灭，一味追求享乐以及感官的快活从来不能够给我们以丰盈的、完全的满足。这就是为什么古代先哲们，例如斯珀西波斯，柏拉图的侄子以及雅典学园的继承人，往往都不赞同寻求快乐，某些犬儒学派的哲学家甚至认为痛苦的唯一解药就是对所有形式的快乐的逃避。因为快乐会令我们迷失，会使我们不幸，因此我们尽量不要听从我们的天性，更不能不顾一切地寻求快乐。
亚里士多德非常激烈地批评了这种观点，他首先强调，此类批评只是针对感官的快乐：“身体的快乐强占了快乐之名的遗产，因为我们往往最容易听从它的召唤，往它的方向去，而且所有人都具有这种快乐的感觉。因此，就因为我们唯一熟悉的就是这种身体的快乐，我们就认为快乐仅止于身体的快乐。”然而，除了身体的快乐之外，还有很多快乐，如爱情和友情、知识、沉思、表现出公平和同情，等等。赫拉克利特有句格言说得很好：“比起金子，驴更喜欢稻草。”亚里士多德重新提到，快乐是每个人天性作用下的产物，于是他进一步就人类天性的特点做出思考。在所有生命体中，人类是唯一具备“noos”的，对于这个希腊语单词，我们通常翻译成“智性”，但是我更趋向于翻译成“精神”，因为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它不仅仅意味着现代释义的智慧或理性，而是所有人都具备的“神圣原则”。亚里士多德由此得出结论，对于人而言，最大的快乐存在于思考之中，这是至上幸福的源泉：“因为精神是一种神圣的特性，相对于人类的生活而言，一种适合于精神的存在才是真正神圣的。因此不应当仅仅听从人性的呼唤，借口说我们是人，就只想着人的俗事，借口说人是要死的，就只限于必然趋于消亡的东西中。正相反，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让我们冲破死亡的限制，并且获得能够与我们身上最为杰出的那一部分相称的生活，因为神圣的原则，不管从比例上来说是多么微弱，就其所具有的力量和价值而言，要远甚于其他的事物……人的特性，就在于其精神生活，因为精神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主要所在。同样，这样的一种生活才是真正幸福的。”
亚里士多德再三强调，对于幸福的找寻总是会落在快乐上，但是，如果说他认为灵魂的快乐是幸福的主要来源，他还是颇为现实地意识到：“智者也需要外在的财富，因为他是人，因为天性不足以让他在沉思的练习中得到充分的满足。还需要身体的健康，他必须能够得到食物和其他应有的照料。”幸福生活的秘密因此并不存在于对所有生存快乐的盲目追求中，也不存在于对于追求快乐的放弃中，而是在于如何尽可能地运用最大的理性去追求最大的幸福。因为理性能够管理快乐，能够为我们带来合乎道德的存在，它是幸福的源泉，在此处，美德被定义为位于泾渭分明的两个极端间的“正确地带”（美德的反面，缺陷也是如此）。美德只有通过理性的中介才能获取，通过实践得以增强（正是通过完成勇敢的行为，我们才能真正变得勇敢）。亚里士多德因此认为：“幸福就是灵魂一种适合美德要求的活动。”它能够带来伟大，同时也能为人类带来幸福。通过理性，幸福变得合乎道德，而且它能够通过有意识的行为培育出不同形式的美德：勇敢、适度、慷慨、宽容、温柔、幽默、公平……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另一位无神论哲学家伊壁鸠鲁也论述了关于幸福的伦理，同样也是建立在快乐之上。与他的前辈不同，他并不相信人类身上有所谓的神圣原则。公元前三〇六年，在他三十五岁那年，伊壁鸠鲁也成立了一所学校，名为花园学校。他写的大多数作品没能流传下来，不过非常幸运的是，有一封他写给一位叫作“美诺寇”的人的长信被保存了下来，正是在这封信中，他陈述了自己的幸福哲学。
伊壁鸠鲁强调，必须要驱除不必要的忧惧，尤其是人类两个最为严重的对于神和死亡的忧惧。他并不否认神的存在（也许是出于政治上的谨慎，因为他的世界物质论已经使得神性之说不那么合理了），但与神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解释说，经验证明，神对人类生活产生不了任何影响。因此，祈祷根本不起作用，因为害怕而将所有的祭品、礼品奉献给他们也毫无必要。同样地，我们必须将自己从灵魂永生说中解放出来，这样只是徒增恐惧而已，因为我们会害怕自己在来世可能遭到惩罚。伊壁鸠鲁向德谟克利特借用了物质主义的观点，认为现实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这一方法论可以用来巩固他自己关于伦理的学说。在他看来，人类的肉体和灵魂都是原子的聚集体，这个聚集体在死亡之时便趋于消散。伊壁鸠鲁解释说，对死亡的恐惧完全来自想象，因为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死去的体验，而我们死去之时，就再也不会有个体的意识存在，用于感受构成我们血肉之躯和灵魂的原子是如何消散的。
抛却了这两个最主要的形而上的忧惧之后，伊壁鸠鲁接下来分析了能够让我们得到幸福的快乐问题。因为发现我们的不幸来源于一种持久的不满足，哲学家首先区分了三类欲望：自然的，同时也是必要的欲望（吃饱、穿暖、有片瓦遮头……）、自然的但并不必要的欲望（精致的饮食、漂亮的衣衫、居住的舒适……）和既不自然也不必要的欲望（权力、荣誉、极端的奢靡……）。接着，他解释说只要满足第一类欲望就足以幸福；第二类欲望，我们可以追求，不过最好放弃；至于第三类欲望，那是应该绝对避免的。然后伊壁鸠鲁充满激情地说：“我们要感谢幸福的天性，正是在它的作用下，必要的东西是容易得到的，而不容易得到的东西却是不必要的！”我们正好连接上了农民哲学家皮埃尔·阿比在今天提出的“幸福的简朴”。
提及伊壁鸠鲁的智慧，我们的印象往往是错误的。在很多人看来，所谓的“伊壁鸠鲁主义”意味着尽可能多、尽可能密集地追求感官快乐。这种印象旷日持久，就是因为伊壁鸠鲁同时代的对手嫉妒他的成功，企图毁坏他的信誉，于是传播谣言，说他的花园学校是享乐和奢华所在。而在古代被看低的东西到了今天，却受到了不少人的追捧，只是误解仍然还在。的确，伊壁鸠鲁在设计他的花园学校时，就希望这是一个友人聚会的地方，大家可以一起享受快乐的时光，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进行哲学思考，当然也会听音乐，品尝简单的菜肴，但一直很有节制。在伊壁鸠鲁的眼里，要想幸福，就必须放弃某些快乐，将对快乐的追求限制在自己允许的范围内。“快乐是准则以及幸福生活的目的。”他写道，“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也不会什么快乐都要。我们需要将许多快乐放在一边，倘若它们日后会带来不适的感觉。”
这位哲学家宣扬适度的道德，即简单的饮食要好过丰盛的菜肴；要尽量避免对过度享受的追求，以求身体健康和灵魂安宁。伊壁鸠鲁思想中，至上的美德是“谨慎”（希腊语中是phronêsis），唯有凭借它，我们才能够分清楚快乐和痛苦。“所有的快乐，因为它适合我们的天性，所以都是好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快乐都应该是我们的选择。同样，所有的痛苦都是不好的，但是并非所有的痛苦从本性上来说都应该为我们所抛弃。”伊壁鸠鲁的幸福观在其所谓的“ataraxie”中得到了具体的定义，亦即“灵魂的绝对安宁”。通过消除来源于想象或是迷信的恐惧，通过我们满足自身基本需求的能力，同时也通过我们所获取的幸福的质量——或许友谊是最为重要的快乐，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状态。
尽管在思想上不尽相同，亚里士多德与伊壁鸠鲁所宣扬的其实都是快乐的一种质量，一种平衡。所有的过度都是应该避免的，无论是禁欲苦行还是奢华纵欲。要懂得维护我们的肉体和灵魂，就像尤维纳尔的格言所说的那样：“健康的身体中居住着健康的精神。”这种平衡需要日常的身体锻炼，这样能够使得身体维持在健康的状态，并且为它带来快乐。这种平衡也需要美味但却节制的食物，与其追求量，更应追求质。这种平衡还需要注意气息，古代的智慧学校都会教授学生心理生理的练习，虽然我们今天对其细节不甚了解，但应该接近瑜伽、太极这类亚洲的身体锻炼方式，或是某些边缘艺术。如今，这类珍贵的辅助练习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关注我们的身体，更加注意我们的感觉，在呼吸中，一张一弛中，在肌肉的放松中找到快乐。我下文中还将提到的哲学家亚瑟·叔本华就曾说过：“我们的幸福至少有十分之九取决于我们的身体……一个健康的乞丐远比一个病怏怏的国王幸福。”叔本华建议每天至少要有两小时的户外锻炼，就是因为他观察到身体好情绪就好。
而就我自己看来，我还观察到，与大自然接触是一种具有再生功能的身体体验。如果能在森林里漫步，河边或海边游荡，去山里进行一次远足，同时关注我们的感受以及这类体验所带给我们的快乐，我们就会觉得自己仿佛产生了某种变化，变得安宁，充满了能量。因为身体的满足，这种感官意义上的再生会传递给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烦恼消失了，我们的思想更加清晰理智，我们先前处于混乱的灵魂得到了安宁。在《沉思集》中，维克多·雨果的这些诗句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感受：
森林里的树啊，你们知晓我的灵魂！
听凭自己被羡慕，人们不是赞美就是指责；
而你们了解，你们！你们经常看见我，
独自一人在你们的深处，看着，梦着。
你们知道的，那块石头底下有一只金龟子跑过，
一滴微不足道的水从一朵花上落在另一朵花上，
一片云，一只小鸟就足以占据我一天的时间，
沉思填满了我这颗充盈着爱的心……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在忙碌的一天过去后，或是一星期的工作后，徜徉在花园或者公园的草地上。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佝偻着，精神上忧虑重重。然后，与大地的接触令我们的身体得到了放松和重生，我们的精神也很快从这份舒适中采摘到了属于它的果实：它也被清空了，得到了安宁，变得明澈起来。身体与灵魂之间有着这样深层的互动，反过来也同样成立。当我们的精神平和、快乐的时候，身体也会从中得到益处，我们能够看得更远，以至于借助精神的力量，不快乐的情绪都得到了缓解，例如恐惧、悲伤或者愤怒。[1]
还有一点，我们在亚里士多德和伊壁鸠鲁的思想中也都能找到，那就是l'hêdonê（对快乐的追求）和l'eudaimonia（对幸福的追求）彼此交融。当代有很多科学研究的成果也表明快乐与幸福之间的确存在着紧密联系，所有为我们带来快乐的体验，散步、做爱、与朋友分享美味佳肴、祈祷或者沉思、笑、从事某一项艺术或体育活动都会让我们的荷尔蒙激素分泌和大脑的神经传感得到平衡，因而有助于我们情绪的稳定或者产生“主观幸福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