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国著名的钢琴演奏家殷承宗把《鱼美人》选曲作为他的参赛曲目之一，获得了第二届莫斯科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的第二名。获奖后回国的殷承宗在举行汇报音乐会上的弹奏博得了全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吴祖强对殷承宗弹奏的《鱼美人》选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他弹奏的《人参舞》，吴祖强评价说：“……律动充满弹性，右手多次重复的带和弦四五指装饰颤音极为漂亮，全曲跌宕起伏，从弱到强对比分明，幅度相当大，最后的十小节强奏，简直有金石之声，难怪赢得满堂彩。殷承宗弹的《鱼美人》选曲使后来这些选曲的弹奏水平有了不小的飞跃。”
关于舞剧《鱼美人》的音乐，还应该说的，则可以延伸叙述到20世纪80年代初。此时正是“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文化艺术开始复苏的一派新景象，人民音乐出版社遂提出扩大篇幅重新出版钢琴独奏《鱼美人》选曲的建议。于是，两位作曲家找出了劫后的残谱加以整理，他们照可能扩增的篇幅，按舞剧分幕顺序，整理出15首，虽不能被认为是概括了全部舞剧的音乐和情节，但这个新版本比1961年版本扩增了一倍半，因而仍可说是为钢琴独奏、音乐会或教学教材，增添了更多的可供自由选择的内容。
而新版《鱼美人》钢琴独奏选曲也果然不负众望，著名钢琴家鲍蕙荞在自己的大型独奏音乐会上，每场都会弹奏《鱼美人》选曲一套8首。吴祖强的儿子、青年钢琴家吴迎教授也曾在独奏音乐会上连续弹奏了7首。另外钢琴家石叔诚、刘诗昆也时常把《鱼美人》选曲列入自己的独奏曲目。
新版本《中国舞剧鱼美人选曲》前后总计发行6000余册，如此的发行量以及多位著名钢琴家和钢琴学子对《鱼美人》音乐的情有独钟，还有几十年来，在舞剧音乐的钢琴演奏中一直少见其他选择的“独占鳌头”局面，无一不让我们看到，舞剧《鱼美人》音乐创作的辉煌成就及其深远影响。因此可以说，吴祖强与杜鸣心为舞剧《鱼美人》音乐的成功创作，不仅显示了中国一代青年作曲家的天才和优秀，更是他们对中国音乐事业发展的一大贡献。
还应该提及的是，也是在80年代初，吴祖强收到了自日本寄来的一本由日本音乐之友社刊行的日本钢琴谱《鱼美人》选曲，时间是昭和55年，即1980年。选曲内容依次是《人参舞》、《水草舞》、《草帽花舞》及《24个鱼美人舞》。吴祖强对照了一下，明显看到，这是出自我国1961年音乐出版社的版本，只是摘选略微缩小的复制，并另编了页数和在每首标题下加上了英文译名，封面上的乐谱名称和作曲者署名也是日文、英文两种文字。由此亦不难看出，此时的日本同行不但对中国的《鱼美人》音乐和作为钢琴独奏的选曲产生兴趣，而且已向日本音乐界和社会上主动介绍。
最后要提及的就是当年带走《鱼美人》音乐全谱的苏联专家古雪夫了，在80年代稍后的日子里，中央芭蕾舞团以芭蕾舞形式重排了《鱼美人》，并去美国、苏联巡回演出。这让已年过八旬的古雪夫终于在迟暮之年不仅重睹了近30年前的异乡旧作演出，也再一次听到了同样是近30年来他一直不曾忘怀的舞剧《鱼美人》音乐。
4.无可超越的《曲式与作品分析》
与杜鸣心结束了舞剧《鱼美人》的音乐创作回到中央音乐学院后，担任作曲课教学的吴祖强又同时接受了为作曲、音乐学和指挥3个系开设音乐作品分析大课的任务。
这门课在早年上海国立音专和后来重庆、南京的国立音乐院称为“曲体”，但都一直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课程。20世纪50年代，苏联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音乐学院的作曲家勃·阿拉波夫教授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时，将这一课程称为“音乐作品分析”，这是当时苏联音乐院校通用的称谓。这就是说，学院要求吴祖强开设的这门音乐作品分析大课，在中央音乐学院既没有课的名称也没有教材。不仅如此，学院还要求吴祖强在开课的同时还要主持分组辅导、编写教材并随堂印发。
这样的工作量确实是超负荷了。而在当时“大跃进”时代的环境影响下，再大的工作量也是不容置疑地必须要完成的，因此，对于并不是专攻作曲技术理论出身的吴祖强来说，不得不说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了。
但是工作量再大，难题再多，任务也必须接下来，吴祖强当时要求自己“只能有极短暂的思考便须提出授课方案”。于是他首先为授课方案提出了3个要点：第一，他将这门没有名称的课定名为“曲式与作品分析”，意思是保证原作曲技术课的分工，既不改变曲式的地位，又体现吸收新因素的改革精神。其次，按照教学计划，这门课程内容基本不包括我国民族音乐（这是另一门课的任务），但为了联系实际和反映我国近现代音乐创作的成果，吴祖强建议把可能的中国作品引入教材。第三点，考虑到曲式构成实质上乃是创作的不断总结，所以准备选择较能阐明课题并显示结构嬗变、发展进程的“典型”和“非典型”作品，在作出结论之前先行熟悉和加以初步分析，从感性导入理性，逐渐获得规律概念，最后详细讲授要点。
所幸的是，吴祖强的授课方案立即获得了学院领导的认可。而且在教课不久，他就发现这样的授课方式非常受学生的欢迎。而这也体现了他所希望表明的“曲式与作品分析”课的主题，即曲式的构成与创作密不可分及音乐创作的进展与曲式变化、更新的相互推动关系。这也正是吴祖强将这门课程命名为“曲式与作品分析”的原因。
从此，吴祖强开始了一边教主课，一边教大课，同时还要编写教材的超负荷的繁重教学工作。让他没有想到的则是开课时的盛大场面，除了作曲、音乐学和指挥3个系必修这门课的本科生外，竟还来了进修班、专修科的学员和闻讯而来的校外旁听人员，人数几乎够上一百人。如此庞大的听课队伍，一下就坐满了中央音乐学院最大的301教室。室内没有扩音设备，一次大课两个小时下来，吴祖强几乎是倾尽了全力，幸好中间有音乐穿插，可以让疲劳至极的吴祖强得到短暂的喘息之刻。
比起上大课时的劳累辛苦，吴祖强为“曲式与作品分析”的课前准备则更为艰苦不易。首先因为没有教材，他必须自己动手编写，而且按当时教育部的规定，上课之前教材要发到学生手中。面对这样的情况，吴祖强只有加班加点，日夜奋战。
而此时吴祖强家里的条件也是困难多多，原来夫人郑丽琴独自一人撑起的小家已经变成了连照顾孩子的老阿姨在内的“五口之家”。他和夫人郑丽琴一边忙于工作，一边要抚养幼小的孩子，好几口人，住房却仅仅是中间用书架隔开的一间半，根本没地方写东西编教材。于是吴祖强就去好朋友沈崇刚家借房子写东西。沈崇刚也是曾经赴苏的留学生，他的夫人就是当年著名歌剧《洪湖赤卫队》的主演王玉珍。有了他们的帮忙，吴祖强可以在他们家写教材、备课，然后到学校上课。回到家中再和夫人一块儿为家里的事操劳。
这样的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工作的日子，吴祖强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了两年。两年的时间，在仍然担任8个主科学生作曲课的同时，吴祖强不仅按计划完成了中央音乐学院新设置的“曲式与作品分析”一轮课务，而且编写出了具有非凡意义的教材《曲式与作品分析》的油印本初稿。可以想见，吴祖强付出了何等的艰难辛苦，才完成了如此之大工作量和如此之多困难的艰巨任务。就如他曾回忆的那样：“现在想想，那时虽然年轻，也真如‘神灵附体’……”
1961年暑假前，《曲式与作品分析》初稿完成，1962年11月，《曲式与作品分析》以“中央音乐学院试用教材”的名义正式出版。关于这本书，吴祖强曾有如下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