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社会教育“社会性、开放性、公众性、普及性、非学历性”的特点，就一定能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来。
在我国历史上，社会教育由来已久。有史料记载，早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聚民读法”，宋明时期的“乡约制度”，以及元明清所设的社学、义学、井学等都具有社会教育的性质。[14]这种由社会民间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具有“长善救失”“开启民智”“凝聚群团”“笃定信仰”和文明教化功能的活动、仪式，就是社会教育。由于是面向乡里所有人的教育，因此也明显地区别于西周所建立的“塾、庠、序、学”这样的学校教育体系。自近代以来，蔡元培所倡导的“平民教育”、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人发起的“乡村教育建设运动”，还有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等都是这种社会教育思想的具体践行。新中国成立以后，“平民教育”转为全国范围内的成人扫盲运动；“乡村教育”“生活教育”和“职业教育”都纳入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之中。而社会教育主要围绕爱国主义展开，具体体现在“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集体主义精神和凝聚力”“学雷锋做好事道德活动”这三大教育方面。而“文革”10年，社会教育成为主要的政治工具和群众运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教育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开始从“政治中心”转向“经济中心”。因此，社会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从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来看，社会教育并没有发生断裂，只是由“为政治服务”的单一功能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之路。下面本文从三个主要方面对社会教育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社会教育所面临的新的机遇与挑战。
爱国主义教育依然是社会教育的主旋律
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教育发展历程，爱国主义依然是社会教育的主旋律。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经验，变成崇拜资本主义，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地大力提倡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提高民族自尊心，还要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腐蚀的革命品质教育。之后不久，中宣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颁发《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指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加强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培养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精神，提高他们的爱国主义觉悟。[15]40年的历程证明，我国一直在坚持走社会主义不动摇，在学习资本主义社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不但没有崇拜资本主义，而且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短短的40年的时间就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这为我们带来的是真实的感受和经历。经济发展了，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国家也强大了，这也极大地提高了我们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可以说，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方法。改革开放前，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众需要在认识上、思想上和觉悟上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于是，宣传工具和说教就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形式。改革开放以后，依靠宣传工具和说教的教育形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一个新的议题是，爱国主义教育如何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能提高生产力发展经济？说到底，如果经济不发展，爱国主义就成为空谈。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今天，爱国主义也是生产力。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其一，爱国主义是最为稳定的因素，搞经济建设、发展经济，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和社会基础，那就无从谈起。其二，坚持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国情，如果偏离了这个方向，那就违背了改革开放的初衷。其三，爱国主义是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和调节个人唯工具理性至上的最好方式。其四，只有爱国主义才会带来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也会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为此，爱国主义教育和引导也在以下方面展开，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可以看作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新尝试。
首先，爱国需要真情感，即对国家有着深厚的感情，犹如赤子对母亲般的爱。如何培养这种爱和感情呢？我们认为，爱国主义教育并不仅仅是宏大的历史叙事和英雄史诗，而应当像毛细血管一样发挥作用，渗透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其次，爱国需要理智，理智是民众成熟的表现。理智需要民众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和自控能力，对情境的判断和实施行动不受情绪支配，也不会在集体行动中盲从或迷失自我。民众理智的提高不仅是教育的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原因。再次，爱国需要智慧，即智慧爱国。这一提法来源于智慧中国、智慧城市这样一种新的发展理念，这种理念产生于互联网时代，是考虑到如何利用好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智能化以促进国家和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而提出的。因此，爱国也要富有智慧，这也是互联网时代对政府和民众提出的新的要求。最后，爱国需要遵守法律，即法制爱国。对于国家来说，法制建设和法制完善，形成依法治国，这些成为当今政务之要；而民众要学习法律、人人懂得法律、遵纪守法是社会教育的重中之重。可以说，法律是民众爱国主义正能量发挥的重要保障，也是防止负能量产生破坏作用的重要屏障。
法治教育是社会教育的基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教育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称三次跃迁。第一次是从人治教育到法治教育的跃迁。第二次是法治教育从法治文化、法治文明、法治理念的教育到法治思维、法治精神教育的跃迁。第三次是从法治教育到契约教育的跃迁。[16]历史证明，这样的一种跃迁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要求的。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前执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其典型特征就是突出人的计划性，反映在社会治理和管理上就是人利用法制进行层级管理和治理，其性质也就是所谓的“人治”。为了使人治达到理想的效果，将法治教育作为具有政治性的社会教育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的一个最大的特征或前提是要解放思想，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要遵循市场规律。如果还按照以往的模式来治理，人的思想不但不能得到解放，人的行为还可能会违背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治的弊端和失效也都暴露出来。于是依法治国的呼声越来越高。邓小平同志也因此提出要推进法制建设，这是因为其作为制度，更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因此，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建立后，与其配套的就是相应的法制体系的完善。在1999年3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从此以后，依法治国成为社会教育的重中之重。
虽然将“依法治国”写入了宪法，但如何依法治国，依法行事？法治教育正是回应这一问题的。各个机构都是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举措。首先是深入学习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了解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树立宪法意识和法律观念。以法律为核心的社会教育，不仅潜移默化，而且确实在社会的毛细血管中产生了作用。其次是加强社会的信任机制，信任是人们守法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初期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归根到底是“信任危机”，也就是诚信出现了问题。过去人们依靠传统社会的诚信进行交往，那是一个封闭的小范围的熟人社会，因此那时的信任是一种“厚度信任”，而在一个现代开放流动的社会里，人们之间的交往更多地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在社会制度约束不够的时期，人们之间是一种“浅度信任”。所以要让人们重建信任的关系就是要建立起能约束人不当行为的法律制度。而这种制度通过社会教育慢慢开始生效。最后是要建立起生效的法律制度。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建立法律制度的前提应当是有一种契约精神。有学者曾撰文指出，中国法治教育正发生了一次转向，即从法律到契约、从法治教育到契约教育。而契约教育的内容与法治教育的内容可按同样的逻辑展开，即契约文化教育、契约文明教育、契约理念教育、契约思维教育和契约精神教育。而契约精神则是以契约自由为核心的平等、公正、诚信、责任精神，它是整个契约文化的内核与实质，是契约教育的最好抓手。[17]
我国现阶段不仅是依法治国，还要依法治业。具体地说就是在各行各业中也都建立起专门的法律法规，如在行政、司法、卫生、医疗、教育等领域建立起行业的法律法规，让大家有法可依，依法办事。这样看来，在以法律为核心的社会教育中，对各个行业专门法的宣传、推广、教育和普及，既是当前紧迫的任务，也将是一项长期的目标。
科普教育是社会教育的创新
改革开放前，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人们并不需要接受多少科学普及教育，从事科学工作的是专门的人员和小众的事情。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工作岗位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要求，全社会所有岗位的科技含量和生活中的科学常识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于是，面向公众的科普教育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78年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恢复和成立社会教育的科普组织，逐步在普通人中开展科普教育。199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在部分社区开展科普工作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以后，开始逐步在社区中推行科普教育。2002年，党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该法明确提出“科普是国家和社会采取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参与的方式，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之后，中央文明办、中国科协等10家单位启动“科教进社区”活动，在我国城镇社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科普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了浓厚的科普氛围。2006年，国务院又发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随后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要“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不断提高居民科学素质”。有关人士统计，截止到2005年，全国共举办区、县以上大型“科教进社区”活动6.7万次，累计参与者已达1.6亿人次。“科教进社区”活动深入基层，广泛开展，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2011年“科教进社区”活动覆盖社区已达7.5万次，在促进城市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18]
如今，在全国所有的社区都将科普教育作为社会教育的基石，科普教育确实在以下几方面收到了明显的效果。首先，科技下乡活动受到了广大的农村社区和农民的欢迎，农民通过接受科普教育，掌握了科学种植、养殖、培育的方法。与过去相比，有了更为可观的收入，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当然，科普教育远不止在生产活动方面，日常生活的科普教育在农村地区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如女性生殖健康和婴儿哺育的科学常识、老年人常见病的防治、健康知识和广场健身舞的推广，等等。还有很多有经营头脑的农村居民很快就学会使用互联网，利用互联网采购、推销农产品。由于科学知识在农村的日益普及，相信科学的人越来越多，这对于农村的移风易俗、破除迷信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那么再看在城市的社区，科普教育已成为人们社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中的科学小知识，而逐渐摈弃了不良的生活习惯，生活越来越健康。社区中的人都特别重视学习科学知识，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用科学去理解和解释一些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接受消防安全和医疗自救等科学知识。还有在互联网时代，分辨信息的真伪、传播科学的知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与一个人的科学素养有关。因此，接受科普教育已经成为现代城市人一种自觉的行为。最后要说的是职业人，科技创新已经不只是发生在科技领域的事情了，职业领域的知识、技术创新在新型职业中已经凸显。如果一个人不预先接受科普教育，不具有一定的科学素养，不具有科技的竞争力，在未来的职业领域就谈不上发展。对于一国来说，科技知识的普及、国民科技素养的水平将决定一国的发展实力和潜力。从这方面看，科普教育已经成为各国社会教育的基石。
新时期社会教育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改革开放40年社会教育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成就属于过去。在今天，社会在各方面的变迁都在加速，同时，变迁中的社会也为社会教育带来了许多新的发展机遇，而这些新的机遇也是一种对过去的挑战。
首先，从新的发展机遇来看，国家和各级政府对社会教育的重视越来越走向实质，具体表现在投入大和多元发展上。如这几年各地迅速发展起来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纪念馆、艺术馆、体育馆等。从职能看，这些都属于社会教育的专门机构。但这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即从制度上、管理上及实际的运作上，如何利用这些场馆开展社会教育，如何整合这些社会教育资源？要预防这些场馆娱乐化和商业化的倾向。
其次，从全民受教育程度来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到2020年，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2.4年提高到13.5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5年提高到11.2年，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为20%以上。毫无疑问，全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为社会教育的普及与实施奠定了素质基础，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所面对的挑战是，随着社会教育程度的提高，现有的教学内容、师资队伍、设施设备、管理水平也要加快发展与完善，才能跟上民众学习和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最后，从互联网的发展来看，在我国也就是短短的10余年时间，互联网一下子就普及了，如今人们离开互联网可能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了。互联网便捷、高效、信息量大，既能将用户隐去，也将整个社会呈现给用户。所以人们很快就接受了互联网，而同时，互联网对于社会各方面的改变是迅速的、全面的、彻底的。当然，这也为社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载体和无限的空间，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就不会被时代所淘汰。可是，如何利用互联网更好地开展社会教育，如何对互联网进行更好的管理等问题，对社会教育来说无疑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小智库，微建言
从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来看，传统社会主要靠机械的集体良知和共同信仰完成社会的团结和整合，而现代社会却要靠社会教育凝聚共识以实现社会整合。现代社会教育主要由这三方面构成，即爱国主义教育，让人们对国家具有共同的情感和认同感；法制教育，主要是约束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使其服从现代社会秩序和制度安排；科普教育，提高人们的科学意识和素养，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的文明发展。
依据社会学冲突理论的观点，现代社会正处在转型过程中，旧有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已经不能约束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所以社会会出现短暂的“失范”现象。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应当建立起新的社会规范、法律和道德体系，因此，社会教育是不可或缺的。虽然我国的社会教育并未中断，但社会教育的内容、方式和手段一定要与时俱进，要有效引导人们走向法治的和契约的社会。只有在一个法治的社会，人们之间的信任才会重新建立起来，这是解决现代社会冲突的重要手段。
再从社会学相互作用理论来看，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互动的过程，社会教育也不例外，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需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法制教育就要进行真实的案例分析，再从法理上提高民众对遵守法律的认识和觉悟；科普教育不仅仅是一种观念上的革新，更是一种通过动手的实践活动。这样寓社会教育于乐、于实、于真，就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