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
在品味陈亮思想的时候，我们讲到了他倡导事功的思想。在陈亮看来，人追求利益和谋求欲望的满足是没有什么好值得非议的。那些只知道空谈性理和道德伦理，并用这些观念来治理国家的人，其实只能祸国殃民。他的这种思想无疑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然而，有着陈亮一样卓见的人毕竟还是少数。从南宋到明朝，不仅倡导性理之学的理学没有衰落下去，相反却越来越盛行，而且到了明朝的时候，还出现了心学这种更加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正心之学”。于是，整个明朝思想界，又是一派空谈道德伦理，视人的欲望为大敌的景象。
可是，在任何一个时代，如果社会思想太过关注人的德行修养，而不注重人民外在物质生活和基本生存欲望的满足，那就必然会出现社会思想的虚假和伪善。哪里有什么人不会想着去追求私欲的满足呢？这只能是一种空想而已，而且不见得就美好。因为倘若人们都不再追求自己私欲的满足，这个社会也就没有发展的可能了。因此，在明朝的时候，人们虽然整天嘴上仁义道德，可是心里却想尽办法满足私欲。这样的社会思想氛围，自然是十分虚伪的了。
正是由于看到了社会思想状况的日益虚假和伪善，李贽才开始大力倡导他的“童心说”，呼吁人们保有那么一点质朴和纯真的童心。不仅如此，为了反对理学和心学的空谈伦理道德以及“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李贽还为私利辩护，认为一个人的私欲并不是什么错事，而是谋求生存所必须的。在这样的观念作用下，他提出了自己的“私利论”。下面我们就来品味一下李贽的“私利论”。
要了解李贽的“私利论”，首先就要明白在李贽那里，所谓的私利或者私意味着什么。在《李温陵集·藏书·德业儒臣后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很显然，在这里李贽反对的是明朝的“心学”，认为明朝的“心学”只谈“正心”却不谈心是不正确的。在李贽眼中，私心是每个人都必然会有的，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这种私心在形式上表现为各种欲望，比如“饥定思食，渴定思饮”等。
李贽不仅认为私心是人与生俱来的，而且还认为正是有了私心，人才会去从事各种政治和经济活动：“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李温陵集·藏书·德业儒臣后论》换句话说，人的私利之心其实是一个人去谋求上进和更好生活的原动力。既然如此，人的私心就并不是一无是处了，没有什么理由要将其灭掉。
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之后，李贽开始了他对理学和心学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批判。在他看来，理学和心学之所以要灭掉人的欲望，其实就是一种虚伪的思想。这种思想只知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可是却不知道正义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利，明道的目的则恰好是为了计功：“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可正矣。吾道苟明，则吾之功毕矣，若不计功，道又何时而可明也？”（见《李温陵集·藏书·德业儒臣后论》）因此，那些要灭掉私欲之人的言论，其实“皆画饼之谈，观场之见”。在李贽眼中，天下就没有不谋求私利的人，就连孔子这样的儒家先师其实也是要谋求私利的。李贽举例说，孔子在鲁国当了大官后，也是“至富贵享也”。不仅如此，这位儒家先师还“知人之好名也，故以名教诱之。”（见《李温陵集·焚书·答耿司寇》）因此，那些要灭掉人的私欲的人，其实是十分虚假和伪善的，他们根本就是一些假道学先生。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李贽深刻地批判了假道学先生们的虚伪。在李贽看来，自人类有知识以来，人们无不为了自己的身家利益考虑，都是有着自己的私心的。可是，当时的一些假道学先生却“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见《李温陵集·焚书·答耿司寇》）实际上，这些人是在说谎。他们在口头上说得好听；什么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实际所做的一切却无一处不是在为了利己。换句话说，这些假道学先生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言行并不一致，因此是伪善的表现。这样的人，哪里还有什么资格谈论道德伦理？哪里还有什么资格谈论“存天理灭人欲”？正是有了这些虚伪的假道学先生，才使得整个社会的思想氛围日见虚伪起来，一种普遍的虚伪人格才在社会之中泛滥开来。
因此，为了批判这种虚伪的道德说教，李贽就大力倡导了他的“私利论”，提倡讲究功利。比如，他认为“天之立君，所以为民”。也就是说，君主的目的就是帮助人民实现各自的利益的；政治行为只要对于人民有利，那就没有错。这些观点，在伪道德盛行的明朝思想氛围里，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戴震集》
在品读宋朝理学和明朝心学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理学和心学，尤其是理学占据了社会思想的主导地位，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按照理学的主要思想，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遵守“天理”来做人做事。而所谓的“天理”，其实就是儒家所讲的那些“仁义礼智信忠孝”等道德理念。
本来，这些理念本身是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一旦它们被推崇为“天理”，要求人们必须遵守时，就会产生“以理杀人”的后果。为什么呢？在清朝中期的一位思想家看来，这些理念容易被统治者或者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人任意解释，凡是符合他们观念的就是“天理”，不符合的就不是，就必须消灭。这样一来，理学就成了杀人的学问。举个例子来说，一旦一个女人有了越轨行为，那她就会被“浸猪笼”淹死，哪怕这个女人是出于与情人的真心相爱而“越轨”。在这里，杀死这个女人的其实就是儒家所谓的“天理”。只不过，这里的“天理”是被任意解释过了的——女人不守贞洁就是违背“天理”的行为。
提出“以理杀人”观点的思想家是谁呢？他就是清朝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戴震。戴震出生于公元1724年，去世于公元1777年，字东原，是安徽休宁人。戴震的家庭是一个小商人家庭，他小的时候还曾经贩运过货物。由于家里的经济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改善，所以戴震还教过书。乾隆朝的时候，戴震考中了举人，但是后来的进士考试他却一再落败。终其一生，戴震都没有中过进士。然而，他的学问做得很大，以至于乾隆皇帝决定编修《四库全书》时，就特召戴震为纂修官，专门负责校对天算地理图书。后来，乾隆皇帝见他编修有功，便赐予了他同进士出身。
能够以举人身份编修《四库全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戴鞇的学问有多高。的确，戴震是清朝的大学者，他的学术思想主要秉承了古文经学派的思想。因此，他的著作主要就是对儒家经兼做文字上的训诂。在这些著作之中，最出名的就是《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和《绪言》。除此之外，戴震在国学的其他领域，比如声韵、历算和地理等方面，都有着深厚的造诣和渊博的论述。由于这位思想家的研究成果比较权威，因此给清朝的考证学树立了榜样。后世的许多著名考证学家，比如王念孙、王引之和段玉裁等，都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教益，可以说是戴震所秉持的古文经学的传人。
尽管如此，戴震之所以能够成为清朝最出名的古文经学家，不仅在于他在训诂学和其他国学领域的成就，更重要的还是在于他的思想成就，也就是他的“以理杀人”思想。正是由于这个思想的提出，我们才说戴震虽然离经但却没有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