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要“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当初为何选择“苏联模式”？
纵览现代世界，一个大国要振兴，非有自己的兴邦之道不可。英、法、美走的是自由资本主义之路，德、日走的是社会资本主义之路，苏联走的是中央计划管理的社会主义之路。这些国家都沿着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崛起，成为世界强国。
当然，一个大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并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总是要经过萌芽、调整、成型阶段，才能走向成熟。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在其社会发展道路的形成过程中，主动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是必不可少的。比如沙俄帝国兴起时，就积极地向西欧学习，沙皇甚至还微服出访西欧，学习他国的管理经验；日本明治时期，日本天皇也曾多次组团赴欧考察，然后积极模仿德国走社会资本主义道路。
苏联模式的社会发展道路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蓝图为底本，结合当时国际环境中的苏联实际，由斯大林建构了一条政治上苏共中央集权、思想文化上马列主义一元化指导、经济上中央政府全面计划管理的道路。比较而言，英、法、美的自由市场经济，走的是优先发展轻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政府是社会经济活动的“裁判”，一般不对经济生活进行直接干预；苏联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走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政府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直接组织者和管理者。苏联走上这条发展道路后，创造了惊世骇俗的发展速度，仅用10多年时间就超越了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工业总产值不但分别超过了英、德、法，且超过了3国的总和，实现了俄罗斯民族的伟大夙愿。虽然苏联在二战中遭受巨大创伤，但二战却使苏联模式的光辉照耀了半个地球。布热津斯基说得好，苏联模式一度是人类文明的吉兆，一大批民族国家竞相以苏联模式为样板，自由资本主义一度处于守势、劣势。
毫无疑问，苏联模式（主要是指斯大林模式，尽管赫鲁晓夫有所变革）是社会主义最早的一种实践形式：既有社会主义的普遍特征，如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为人民服务、马克思主义指导、公有制、宏观计划、按劳分配、集体主义、民主集中制等，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和发展的原则，又带有苏联和斯大林的特殊印记，如大国沙文主义、个人神化和崇拜、克格勃控制等；既有成功光辉的一面，是后发跃进型的社会发展模式，又有僵化灰暗的东西，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正如毛泽东所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早在中国民主革命时代，俄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共产国际以俄共为样式帮助中国建立了共产党，苏联又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树立起了其美好的社会形象，再加上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援助，这一切合成了一股巨大的牵引力，无形中已经决定了中国的未来趋向。尽管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完成的，但“走俄国人的路”，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魂牵梦萦的追求目标。由此而论，中国在革命胜利后选择苏联模式，不仅有政治的、现实的原因，更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苏联模式”和“以苏为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两个历程。
（1）二者提出的时间不同
“以苏为鉴”是在1956年提出来的。当年，苏联召开了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暴露出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对此，毛泽东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这是以苏为鉴的原始说法。而“苏联模式”是在我国工业化建设初期就提出来的。1953年，我国制定了工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我国的工业化建设步伐。早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953年之前，中国领导人频繁出访苏联，学习和模仿苏联工业发展的模式和道路，决心走苏联道路。
（2）二者提出的背景不同
我们提出“以苏为鉴”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已经进行了四年。当时对苏联模式的弊端已经有所觉察，比如说国民经济的发展片面追求高速度，不注重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过于重视重工业建设，忽视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更主要的是，苏共二十大已经暴露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问题。当时欧美趁机掀起了丑化和反对社会主义的逆流，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了动乱。鉴于以上情况，我们不能再照搬苏联经验，继续犯别人犯过的错误。因此，“以苏为鉴”就是及时而明智的决策了。我们提出“苏联模式”的背景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面对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何去何从。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在政治上敌视我们，在军事上威胁我们，在经济上对我们实行封锁、禁运和遏制。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给予帮助和支持。和资本主义打交道，向资本主义学习的道路是被封闭了的，只能和社会主义阵营打交道。新中国建立之初，没有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理论问题也没有深刻理解。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建设问题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尤其是苏联，已经建设30多年，国力强大，在世界上已经是第二经济强国。因此我们向苏联学习，按照苏联模式建设中国，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
（3）二者的内涵虽不相同，但有联系
“以苏为鉴”提出来之后，我们开始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先后在理论方面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十个问题（《论十大关系》）、社会主义矛盾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化艺术和党派问题、执政党自身建设问题等。探索中国新的建设道路，从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出发，旨在修正苏联模式不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部分。但是从基本原理上来说，苏联开辟的道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以苏为鉴”并不是否定苏联道路，而是一种继承和发展。苏联在三个五年计划建设中，第一、二个五年计划都是提前完成的，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1932年，苏联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就占到70%，苏联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一五”计划完成，苏联由进口机器装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装备的国家。“二五”计划完成，苏联工业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苏联在经济建设中的成就，非常吸引新中国去学习，苏联模式也很适应我们发展重工业的需要。新中国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之后，也是在逐步创造方式方法，逐步修正苏联模式当中不利于中国国情的部分，而不是骤然和苏联模式划清界限。
从表面上看，“以苏为鉴”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但是历史地看，我们发现“以苏为鉴”和“苏联模式”各有其合理性，它是历史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以苏为鉴”和“苏联模式”不是相互否定的，而是有着密切关联的。
（王建辉杨乃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