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君主是否能够纳谏，确实是一个朝代的政治是否开明的重要标志，因此，有远见的士大夫往往十分注重进谏和纳谏的问题，诸葛亮在他著名的《出师表》中就曾以披肝沥胆的心情来规劝后主纳谏，他说：“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先汉（西汉）所以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东汉）所以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的时候，常常和我谈到这件事，没有一次不对桓帝、灵帝（东汉末期的皇帝，任用外戚和宦官）表示嗟叹、痛恨。侍中郭攸之、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等人，这些都是一些坚贞、诚实的人，是一些能够以死报国的臣子，希望陛下来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旺，就指日可待了。”这一段话，几乎成了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典范。
【事典】
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著名的大诗人元稹被宪宗任命为左拾遗，这个官名本身就很有意思，有拾遗补缺之意。元稹是一个较为关心民生疾苦的人，他就谏官的职任问题上书皇帝，他在奏章中说：“过去，太宗任命魏征为谏官，自己无论宴饮游乐，还是寝息就餐，时时刻刻都让他们跟随在身边，还命令三品以上官员入朝计议重大政务的时候，一定要派遣一位谏官跟随，以便检验各种议论的优劣，当时天下政治修明，与此有很大的关系。现在的谏官，其状况就不同了。首先，不能得到圣上的召见，其次，不能参与当前的政务，只是跻身于朝班的行列之中，按时上朝拜见圣上罢了，谏官不能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实际上形同虚设。希望陛下经常在延英殿召见谏官，让他们尽其所能地发表意见。怎么能够将他们安置在谏官的职位上又对他们弃置不顾，并且疏远贱视呢！”
唐宣宗读了他的奏章，似有愧意。不久，元稹再次上疏，他在疏中说：“在政治修明与祸乱危亡的初期，都肯定是有苗头和迹象的。疏通直言进谏的道路，拓宽接受意见的范围，这是政治修明的萌芽。喜欢阿谀逢迎，被自己亲信的人蒙蔽，这是祸乱危亡的迹象。自古以来，在君主继位的初期，肯定会有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士，因此奖赏他们，君子便愿意奉行他们的理想，小人也就不敢做奸邪之事了。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上下之志相通，上下之情畅达，即使不打算政治修明，能够办得到吗？如果君主抵制直言上谏的人士，从而惩罚他们，君子便会藏身隐退，缄口不言，但求明哲保身，小人便会曲意迎合，从而窃居君子的地位了。像这个样子，要办的事情就是近在十步之内，也完全有可能做出欺上罔下的勾当来，即使不打算招致祸乱危亡，能够办得到吗？”“在太宗刚刚执政的时候，大臣孙伏伽就一件小事进谏，说得很有道理，太宗大喜，便重重地奖赏了他。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谈论政事的人就多起来，而且唯恐自己讲的不够深挚切实，从来不曾有人担心触犯忌讳。这是因为太宗认为顺心适意是小事，而国家危亡的祸殃才是大事的缘故。”
元稹还直言不讳地说：“自从陛下登基以来，至今已满一年，没有听说过有人受到孙伏伽那样的奖赏。我等在谏官行列中聊以充数，空费时日，不能够得到陛下的召见，每当站进朝班的行列位次之中，屏住呼吸，曲身行礼，连抬头看皇上一眼都没有胆量，又怎么能顾得上议论得失、诤言进谏？在皇帝周围供职的人尚且如此，何况其他职位疏远的臣下呢！我真是为陛下感到忧虑啊！”
元稹虽有忠诚之心，但大厦将倾，不可力挽，唐朝已经开始走向无可挽回的衰落，他虽有此心，却无回天之力。
【评议】
中国古代的制度是封建制度，中国古代的舆论监督也不像今天民主社会有言论自由的舆论监督，然而，中国古代的谏官制度却又是十分有效的。为什么呢？在传统观念中，“势”之上还有“道”，“道”虽然没有“势”的政治势力，但“势”也没有“道”的精神权力，“势”只有按照“道”的指导行动才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因此，一介书生，虽然手无寸柄，只要据“道”力争，也会使“势”在正义面前低头。这是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的运作方式决定的，也是我们的基本传统，直到今天，这一传统还是发挥着潜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