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古代的开国帝王大都是在乱世中上台的，治理乱世，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太快则容易激出变故，太慢则无异于纵容，也容易给心怀二意的人制造机会，因此，治理乱世应该急缓相济。
【事典】
后唐的李从珂虽然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总的看来还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君王。他靠变兵拥立即位后，面临非常严重的局势。当时，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拥兵自重、虎视眈眈，伺机想推翻他的统治，而朝廷内部则人心涣散，互相猜忌，各种矛盾和弊端也积重难返。李从珂对时局深感忧虑，很想有所作为，但又觉得没有人能替他分忧。他抱怨宰相卢文纪等从没有提出一点对朝廷军国大事有益的建议。卢文纪等人因此上疏辩解说：“我们每隔五天进宫问候陛下起居平安，跟文武两班官员列队晋见，时间短暂，虽有例行的对话，但满眼都是侍卫，即使有一点浅见，慑于您的威势，也不敢当众提出。请陛下恢复前代皇帝延英殿奏事制度，只允许宰相和负责机要的臣属在旁侍候，只有这样才能畅所欲言。”
李从珂闻奏，很不以为然，觉得他说得太过分了，就下诏说：“旧制五天进宫一次，文武百官退出后，宰相可以独留，如果是一般的事务，不妨当众奏报。如果事属机密，当天不合适时，那就不管哪一天，都可以先到宫门呈报，我当然会把左右侍从全部遣开，在便殿接待，何必一定要沿用过去的延英殿奏事的名义。”
李从珂的话是对的，卢文纪等人没有真知灼见，也没有什么责任心，的确没有提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倒是一些下级官员的奏信颇有见识。
太常丞史在德，性情疏狂直率，上书对朝廷及地方文武官员一一抨击，对各种不合理的制度都提出了不同的建议。他在奏疏中说：“朝廷用人，差不多都是滥竽充数。号称‘将领’的人，没有军事常识，虽然身穿军装，手拿武器，可是这些人一旦到了战时却丢盔卸甲，失败时则背弃部属，先行逃走。号称‘文官’的人，更是很少有真正本领、反而品德恶劣，当询问他意见时，他们一无所知，口呆目瞪，说不出话；就是写篇文章，也不得不请人代笔。这正是所谓虚设官职，浪费国家财力。现在，陛下维新中兴，欲图大事，正是改革弊政的时机。我建议，所有的军官，凡是身穿铠甲的，请下令本军大将，逐个考试检查他们的武艺，考问他们的兵法谋略。居低位而有将才的，就擢升他为高级将领，居高位而没有将才的，贬作低级军官。至于文职官吏，则由皇上亲自出题，命中书令或宰相，对他们当面考试，居下位而有大才，就擢升他任高官，居上位而没有大才的，就贬作低级官员。”
史在德的这封奏章，对于当时的情况来说，可谓是切中肯綮，但也惹恼了宰相和在位的官员。卢文纪及补阙刘涛、杨昭俭等，都怒不可遏，一致要求对史在德严厉惩罚。李从珂对翰林学士马胤孙说：“我刚刚登基治理国家，言论应该开放，如果官员中因为提出意见被定罪，以后还有谁敢再说话？你替我起草一份诏书，使大家了解我的意思。”于是就下诏说：“过去，魏征请求太宗奖赏皇甫德参；现在，刘涛等人却要我处罚史在德。这两件事没有什么不同，建议却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史在德只是想为国尽忠，怎么可以责罚他呢？”
这样一来，李从珂的威望就逐渐地建立了起来，朝政也就逐渐地被整顿好了。
【评议】
李从珂在乱世中登上帝位，对缓政和急政深有体会，因此，他采取的急缓相济政策应该是合乎时宜的。既不用激烈的措施进行诛杀，也不姑息懈怠，而是根据具体情况一步步地治理，这样虽然慢了一些，但毕竟少出了不少差错，稳住了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