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尝君到达赵国，对赵王说：“我希望（向贵国）借兵去援救魏国。赵王说：“我不能借。”孟尝君说：“我敢来借兵，是为了忠于大王。”赵王说：“可以听听（您的道理）吗？”孟尝君说：“赵国的军队并不比魏国强，魏国军队并不比赵国弱。然而，赵国的国土不会年年有战争危机，赵国民众不会年年因战争而死亡；魏国的国土却年年有战争危机，民众年年因战争而死亡，这是为什么？是因为魏国在西面作了赵国的屏障。现在赵国若不救援魏国，魏国就与秦国宣誓结盟，这等于赵国与强大的秦国交界了，那么，赵国的国土就会年年有战争危机，民众就会年年死于战祸。这就是我说的‘忠于大王’啊！”赵王答应了，为魏国起兵十万，战车三百辆。
孟尝君又北上去见燕王，说：“从前，公子常邀约魏、燕两国国君交好。现在秦国将要进攻魏国，希望大王援救魏国。”燕王说：“我们有两年收成都不好，现在又要行数千里去援助魏国，那怎么办？”田文说：“要行数千里去援救别人，这是贵国的万幸。现在，魏王一出城门就可以看得见敌军。虽然他也想行数千里去援助别人，可能吗？”燕王还是没有答应出兵。田文又说：“我把有利的计策献给大王，大王若不采纳忠心的计策，那我就走了。只怕天下会发生巨大事变。”赵王说：“可以听听您说的‘巨大事变’吗？”孟尝君说：“秦国攻打魏国，尚未等到战胜，游观的高台就已经被焚毁了，国君宴乐射猎的离宫就已经被占据了。燕国如果不救援魏国，魏王就会屈膝称臣，割地求和，把魏国的一半割给秦国。秦兵必然撤退。秦国撤离魏国后，魏王再出动韩、魏两国的全部军队，还借来秦国军队，再联合赵军，用四国的军队进攻燕国，那时大王又有什么好处？是行数千里去援助别人有利，还是一出燕国南门就看得见敌军有利？兵临城下时，您的路也就近了，输送也方便了，这时大王有什么好处？”燕王听后说：“您走吧，我听您的就是了。”便为魏国起兵八万，战车二百辆，随田文而去。
魏王非常高兴，说：“您借来燕、赵两国军队又多又快。”秦王十分害怕，就向魏国割地媾和。于是魏国遣回了燕、赵两国军队，并加封田文。
其实，孟尝君说服赵、燕两国救援魏国，别无其他妙诀，仅是用利害关系来打动赵国国君和燕国国君。对于这种利害关系，各国国君也并非完全看不到，只是形不成舆论的力量，不能使国君更清楚、更深刻地认识这种形势罢了。再加上国君胸无大志，得过且过，所以不愿出兵援魏。孟尝君作为一舌辩之士，说以利害，再起到串连各国的作用，借兵之举也就成功了。
在马陵之战中，齐国的军师孙膑大败了魏国的大将庞涓，使得魏国元气大伤，无力复仇。魏王愤恨不已，日夜念叨复仇，要动员全国之兵，进攻齐国。惠施为魏王出了一个嫁祸于齐国的主意，齐国有人虽然识破了这一计策，但没有说服齐君，因而大受其祸。在这之前，无论是魏国的惠施还是齐国的张丑，对当时的形势都有透彻的分析，主动权完全掌握在齐国手中，但因齐君不辨是非，结果惨遭失败。由此可见，只有谋臣而无明主也无济于事。这一历史事件的过程如下：
齐、魏两国在马陵交战，齐国大胜魏国，杀了魏国太子申，消灭了魏国十万大军。魏王召见惠施，告诉他说：“齐国是我们仇敌，我恨它至死不忘。魏国虽小，我还是经常想出动全部兵力去攻打它，怎么样？”惠施回答说：“不行。我听说，实行王道的国君懂得法度，实行霸道的国君知道谋略。刚才大王对我说的，远离了法度和谋略。大王原本是先与赵国结了怨仇，后来又与齐国打仗。结果，如今打了败仗，国家没有能力守备，大王还要动员全部兵力攻打齐国，这不是我所谓的‘法度’和‘谋略’。大王若想报齐国之仇，不如换下国君的服装，卑躬屈膝地去朝见齐王，楚国必定因此而恼怒齐国的强暴和狂妄。大王再派人往来于两国，挑起他们的争斗，这样，楚国必定会讨伐齐国。以休养生息的楚军去攻伐已经疲惫的齐军，齐国必定被楚国战胜。这是大王借楚国之兵摧毁齐国。”魏王说：“好。”于是派人通知齐国，说魏王愿意臣服，朝拜齐王。
田婴答应了魏国的要求。齐臣张丑说：“不行。假如当初齐国没有打败魏国，齐国得到魏国的朝礼，与魏国和好，去攻打楚国，是可以获得大胜的。但现在我们战胜了魏国，消灭他们十万大军，杀了魏太子申，使万乘大国魏国臣服，这就等于降低了秦、楚两国的地位。这样，齐国就给自己定了个‘暴戾’之名。况且，楚君的为人，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若不听我的话，最终为害齐国的，必是楚国。”田婴不听，于是接纳了魏王，并与他一块多次朝拜齐王。
赵国很恼怒这件事。楚王大怒，亲自领兵攻打齐国。赵国起兵响应，结果，在徐州大败齐军。
惠施的移祸江东之计并不是多么高明，但他利用了人性中的一个弱点：贪欲。齐王因为贪图魏国的财物和强国的虚名才接受了魏国臣服的建议。暗设的移祸之计成功的原因很多，像惠施这样明设的移祸之计多能得信，其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使臣的舌辩之才尤为重要，这些外交使臣全凭一张嘴，并不一定要依靠强大的国家做后盾，这一点，与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一般来讲，作为外交使节，古代比现代更注意个人的品德才能和学问声望，而现代则往往是经济和政治势力的较量，所以说，古人外交的成功与否有很多个人偶然的因素。
在战国时期，秦国和楚国打仗，齐、韩、魏三国也掺和进去，形势虽然复杂，但敌友关系还是很明确的。然而，齐国人派出了使者，不知这使者说了些什么，楚国竟然睁着眼上了大当。史书上虽未详细记载使者的话，其精彩是可想而知的，这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想象的余地。事件的过程是这样的：
秦国夺取了楚国的汉中，又与楚军在监田交战，大败楚军。韩、魏两国得知楚国处境困难，便投机向南进攻楚国，直打到邓邑。楚国领兵败回。接着，齐、韩、魏三国共谋攻打楚国，又害怕秦国救援。有人对齐国相薛公田文说：“您可派使者对楚国讲：‘现在齐、韩、魏三国之兵准备撤离楚国。楚国如能响应我们，共同攻伐秦国。即使秦国的蓝田，都可以攻取，更何况楚国的失地呢？’楚国本来怀疑秦国未必派兵援助自己，现在齐、韩、魏三国的意见到后，楚国必定积极响应，与我们三国商议出兵秦国。秦国知道了这种情况，肯定不会救援楚国。这时，齐、韩、魏三国再迅速出击楚国，楚国必定向秦国紧急求救，而秦国就更加不敢出兵。这样我们就离间了秦国与楚国的关系而集中力量攻打楚国，这样用兵，必然获胜。”薛公说：“好！”于是便派高级使者出使楚国。楚国果然积极响应。于是韩、齐、魏三国联合猛攻楚国，楚国果然赶紧向秦国告急，秦国不敢出兵。结果三国大获全胜。
【评议】
春秋战国时期实在是一个极有意思的时期。从统一的周朝分出了许多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又分出了许多小诸侯国。当无土可分之时，大家又开始兼并了。先是兼并成十几个诸侯国，后来干脆把周天子撤掉，兼并成了齐、秦、楚、韩、赵、魏、燕七国。在这七国之中，秦、楚、齐的力量最强，最后都被秦国吞并，定于一尊。从东周到秦统一，经历了五百多年分而复合的痛苦过程。这一时期，既是一个战乱时期，又是中国文化的奠基时期。中国文化的一切源头，都可从这一时期找到。因而，熟悉这一时期的历史和文化，是十分有意义的。
就说产生在这一时期的《左传》、《国语》、《战国策》这三部书吧，别的不讲，仅外交这一点儿，就可列于世界经典。但令人不解的是，学中文、历史的人对这三部书很熟悉，学公关外交的人对此反而十分陌生。这实在是一大误会。如果真能活学活用其中的谋略，对公关外交工作，肯定是有极大益处的。
上面所举的例子均出自以上三部书，从这些例子来看，背义趋利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风尚。我们无意评价这种风尚，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趋利”的方式方法。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事情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利”似乎要比“义”重要。那么，“义”和“利”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信条究竟是否真实而又合理呢？
然而，他们对现实的直接影响却是巨大的，其关键之处并不在纵横家的学问上，而在于纵横家的直接现实效用。“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确是对纵横家实际作用的准确描述。对于纵横家积极的历史作用，当时的人们就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战国策》曾经这样评价苏秦发起的合纵运动：“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语，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这一评价，可以说是够高的了。
在春秋战国时期，“纵横家”一语不是一个学派的名称，而是指当时一个独特的谋士群体。尽管这样，纵横家的地位是非常突出的。他们有自己的学说，甚至是各个学派中的显学。《左传》中就记载了许多“行人”的优秀外交辞令，从中可以看出，这时已经有人在有意识地使用动以利害、巧辞服人的说服术。到了战国时期，诸侯间的外交大势已经十分明朗，那就是各诸侯国联合起来（合纵）对付秦国，或是各诸侯国分别同秦国建立外交关系（连横）以求自保。为了适应合纵和连横的两种策略，一些士人为了在其中谋求个人的利益，便“仰禄而失道”，学习外交官“行人”的说服术，顺应这种历史潮流，奔走于各国之间。于是，“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史记?六国年表》）。这样一来，纵横家就应运而生了。
纵横家是历史的产物，无论它是“无耻之尤”，还是功劳巨大，我们都应对它负起我们应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