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法家虽然没有道家智谋那样深刻的哲学思想作为其基础，但其“法学理论”还是有的。首先，《韩非子》就从人性的角度来论述实行“法制”的必要性。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令可立，而治道备矣。”“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这是从根本上来论述法家智谋适应社会需要的。其次，《韩非子》和《商君书》还从实用的角度来论述实行“法制”的必要性，《韩非子》中说：“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嫡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商君书》中说：“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佐之以赏死。”“仁者有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赏多威严，民见战赏之多则忘死，不战之辱则苦生。”由此可见，法家是从人的本性与社会功用两个方面来建立自己的理论基础的。这是法家之法的法源、法理和法用。
我们再来看看韩非是怎样论述君主应该如何实行“法制”的。
【事典】
韩非说，楚国人和氏在楚山中得到一块玉璞，捧着献给了楚厉王。厉王派玉匠鉴定玉璞，玉匠说：“这是石头。”楚厉王认为和氏欺骗他，就砍去他的左脚。楚厉王死后，楚武王就任。和氏又捧着这块玉璞献给武王。武王派玉匠鉴定，玉匠又说：“这是石头。”武王也认为和氏欺骗他，砍去了他的右脚。武王死后，文王就任，和氏于是抱着玉璞在楚山下哭泣，哭了三天三夜，眼泪流尽后接着流出血。楚王听说了这件事，派人去打听原因。
那人对和氏说：“天下被砍脚的人多得很，为什么你对此哭得这么伤心呢？”和氏回答说：“我不是为砍去脚而伤心，伤心的是宝玉被认做石头，有操守的人被说成是骗子，这就是我伤心的原因。”
于是，文王派玉匠修治这块玉璞，得到了宝玉，就称它为“和氏璧”。
珠玉，是君王急需要的东西。和氏虽然献了玉璞，不是自琢好的玉，但没有对楚王造成祸害，可还是在两只脚被砍去后才使玉得到评定。评定宝玉这样难！如今君王对于法术，不一定像和氏璧那样急需，但能用法术禁止群臣士民的不法行为。然而，现在没有法家人物被杀戮，只不过是帝王的玉璞还没有献出来而已。
君主用法术，那么大臣就不能专断，受宠幸的人不敢卖弄权势；实行法术，游民归向农耕，而游说之士都要在战场上受到考验。法术这东西，就是群臣百姓想伤害的东西。君王如果不能不顾大臣的议论，不顾百姓的诽谤，独自推行法家学说，那么法术之士即使到了死亡的地步，法家的学说也一定不被认可。
当初，吴起教楚悼王改变楚国的风气，说：“大臣的权势太大，受封邑的人太多。像这样的话，他们对上威胁君王，对下祸害百姓，这是使国家衰弱，百姓贫困的根本。不如让有封邑的人世袭三代而收回他们的封爵采邑，停止百官的俸禄，减损不必要的冗官，以选拔经过挑选训练的人。”楚悼王推行他的方法，一年后楚王死了，吴起在楚国就被肢解了。
商鞅把百姓五家设为保，十家相连，相互间告发连坐，作为防止过失的方法。他教秦孝公，烧诗书而使政令显明，杜绝豪门个人的请求而完全推行按公家功劳来行赏的政策，禁止游荡求官的人而使耕战的人荣耀。秦孝公推行这些方法，君王因此尊贵安宁，国家因此富足强盛。秦孝公推行新法十八年而亡，商鞅在秦国遭了车裂之刑。楚国不用吴起而削弱混乱，秦国推行商鞅新法而富足强盛。
两人的主张实在是适当的，然而，肢解吴起而车裂商鞅的原因是什么呢？大臣认为法治很苦，百姓说法治很坏！当今这个时代，大臣贪图得到重大权势，小民安于混乱，比秦孝公、楚悼王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还厉害。但君王又没有悼王、秦孝公对吴起、商鞅那样的信任，那么提倡法术的人又怎敢冒那两个人的危险来申明自己的法术呢？这就是当今时代混乱而没有霸主的原因啊！
【评议】
韩非在此认为法术能否实行，关键要看国君的态度。他以和氏献璧的故事说明君王的态度是能否实行法术的关键。他认为当今的世俗风反对法术的施行，如果皇帝不能排除干扰、独自推行法术，那么法术之士是不敢冒昧的。文章气势充沛，咄咄逼人，正是法家论辩的特点。
法家之法与今天意义上的法律是有本质区别的。法家之法作为人君王牧天下的手段，法、术、势都是建立在非正义、非公正、非道德的基础上。在法家那里，没有平等和正义可言，“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慑，“术”的实质是权术阴谋。这些法律都是直接为维护封建王权服务的。法之为法，就在于它“公之于官府，著之于宪令”，而不在于是否符合道义，更不管是否符合人民的权益。而今天的法律，是由平民通过斗争争取过来，它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权益，限制特权的存在和发展，并进而培养全民奉公守法的精神。总之，法家之法与现代之法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法家思想中的糟粕是最多的。法家之术说起来十分好听，但没有哪一个极端实行法家之术的朝代是能维持长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