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陈独秀给西流（濮德治）写了一封长信，因为精神不佳，断断续续写了二十多天。自金陵入狱后，陈独秀就在考虑民主问题。他说，我已深思熟虑了六七年。他从六个方面谈了对“民主”的认识。他主张用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陈独秀关照濮德治看了后，抄给老赵（赵济）、守一看看，然后把原信及以前写去的信函都寄回来，想将来出一本书信集。
陈独秀这时放弃了过去对列宁的绝对信仰，在信中说：“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
11月28日，陈独秀写了《我的根本意见》，其中说：“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廿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雪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史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12月27日，陈独秀给郑学稼写信说：“兄谓在打仗初期，美国是必定失败的；又谓中国现在处在绝对有利的地位，为了以后着想，我们希望希特勒打胜仗……‘希特勒胜利——英国倒台——中国独立’这一公式，弟所不解望详示之！”
郑学稼想研究陈独秀，这个时期，写信问他有关情况。1941年1月6日，陈独秀回信说：
承询各事略答如下：（一）无人有此主张，只守常以与白坚武同学之故和吴佩孚见过面，说不上合作。（二）当日反对我者以瞿秋白为首，由第三国际派来代表公开主持，何只暗中指令，开除党籍在此后一年余。（三）以前毛和我私人无恶感，我认为他是一个农运中实际工作人员，政治水平则甚低。（四）在广暴前，是否成立苏维埃，在中国党内无此问题发生，毛自传所云不实，此书弟未阅过。
“毛”，既毛泽东；“毛自传”指《西行漫记》。
郑学稼收到陈独秀信，来信问陈独秀当初反对北伐的事。1月26日，陈独秀回信说：“C。P。不赞成忽促北伐，为时甚短。”
1月19日，陈独秀给S（孙洪伊）和H（胡秋原）二人写信说：“弟自来立论，喜根据历史及现时之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此种“圣言量”的办法，乃宗教之武器，非科学之武器也……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都包括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廿年余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
谈自己对真理的态度时，陈独秀提到胡适对自己的评价：“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譬喻吃肉，只要味道好，不问其售自何家，倘若味道不好，因为其陆稿荐出而嗜之，是迷信也，倘味道好，因其为陆稿荐出而弃之，此亦成见也，迷信与成见，均经不起事变之试验及时间之淘汰，弟两不取之。纸短话长，不尽万一，惟弟探讨真理之总态度，当以此得二先生所了解也。”
陈独秀一生，与共产党闹矛盾，与共产国际闹矛盾，与国民党闹矛盾，不是说他天生的反骨，天生的不好说话，天生的硬气，而是“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
2月25日，老朋友汪孟邹在上海给胡适写信，再次提到陈独秀：“久来通信，实因环境艰危，生活逼迫，工作极窘，心绪不宁之故。记得二十八年春曾有一信托友人带香港由航空邮呈，是为仲甫兄病事，迄未得复信，不知已收到否，仲甫兄自入川后，即患高血压症，时轻时重，医云是川地太高，移地或可较好。但为势所阻，又无法离川。今年已六十三岁，老而多病，深为可虑，还要带病工作，近著《小学识字课本》，售稿于国立编译馆，以资生活，亦太难矣。现住川东江津县黄荆街八十三号，并闻。”
汪孟邹是徽州人，在背后如此关心老朋友，是那边人的传统。
《庄子·至乐》云：“绠短者，不可以汲深”。当时，胡适忙于消除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镇压新四军在美国引起的坏影响，对于陈独秀，胡适是绳子太短，不能打深井里的水了。
对陈独秀晚年论“主义”的信，胡适在1949年见到了，大为赞赏。2月23日，胡适在上海读何之瑜收集整理的《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后，在日记里说：“深喜他晚年大有进步，已不是‘托派’了，已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