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涛
原“阿拉善旗中学”是今“阿拉善左旗第一中学”前身，解放前是原阿拉善旗最初创办的唯一的一所中学，1947年10月成立，距今已整整40年。她诞生在苦难深重的旧社会，成长壮大在光明的新社会；她曾惨遭封建军阀的沉痛迫害，也经历过迎接新中国成立的喜悦和幸福。数十年来，她为新中国、新阿拉善旗、新阿拉善盟培育出数以千计的有用人才，成绩显著，贡献巨大，誉满全旗全盟，以致她一直是共产党的宠儿和人民政府的娇子，得到党和政府母亲般的抚爱和支持。
回顾40年前的阿拉善旗，是一个幅员辽阔，人烟稀少，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民生疾苦，文化落后，加以反动军阀的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民族歧视，妄图对阿拉善旗进行并吞，因而阿拉善旗处在奄奄一息难以存活的境地。在这样糜烂不堪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阿拉善旗要创办一所中学，确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1947年7月，原阿拉善旗旗立定远营（今巴彦浩特）中心小学应届毕业生约30人，毕业后无处升学。远道去外省就学自身经济条件不允许，旗政府补助又不可能。当时的旗政府札萨克达理札雅，协理罗巴图孟柯、管旗章京陈爱尔德尼巴图等人，根据学生的请求和旗政府秘书主任李宪的建议，决定集体保送“国立伊盟中学”。因为该校是“公费学校”，免收学费并有伙食和服装等补助，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门出资办理，可以免除学生自费升学的困难和减轻旗政府的负担。旗政府特派中心小学校长赵国治率领学生（女生除外）20余人，在艰难的交通条件下，由阿拉善旗启程赴伊克昭盟。但因该校经费也不充足，同时名为伊克昭盟中学，以招收伊克昭盟学生为主，阿拉善旗学生入学不符合规定。此外，学生年龄最大的也只十四五岁，远离家庭，生活上困难很多，家长都有顾虑，学生本人在伊盟人地生疏，举目无亲，也不愿在伊中读书，因而赵校长不得不又把学生集体领回。经旗政府再次会议研究，决定立即成立一个“初中预修班”，先使莘莘学子不致失学，以俟提请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直接补助一部分教育经费，由阿拉善旗政府自行设立一所正规初级中学。这是导致创办阿拉善旗中学最初的原因。
初中预修班设班主任一人，由李宪兼任；教导主任一人，由赵国治兼任。课本采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审订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发行的初中正式教科书。但由于办学经费十分困难，聘请专职教师尚不可能，只得由赵国治率领旗立完小教师五六人按时前来兼课，待遇则按授课时数，发给少量“钟点费”。就这样，初中预备班在没有一个专职管理人员及专职教师，且除桌椅外也没有其他任何教学设备的情况下，终于在1947年10月中旬正式成立开课了。男女学生共计30人，校址设在定远营城内延福寺前，旗政府与王府之间的一所大院内，与蒙文学校在一起。
但至次年（1948年）春，只开课一个学期，因李宪离职无人办理，预修班又陷于停顿。此时学生要求维持预备班的呼声十分强烈，复经旗政府会议研究，决定指派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蒙藏委员会驻旗协赞专员戚涛接任班主任，同时兼任旗政府教育处主任及蒙文学校校长，统筹各校行政事宜。初中预备班仍由旗立完小教师兼课，另配备专职生活指导员一人，由兰州后期师范毕业生李明德担任，暂时维持现状，又继续办理一个学期。
直至1948年夏季，旗立完小又有一批学生毕业，要求升学、初中预备班欲罢不能，继续办理不但不伦不类，而且教师经费都有困难，因而得到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陈爱尔德尼巴图等人的支持和赞助，由戚涛出面，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请求对阿拉善旗直接拨发教育补助经费，成立正规初级中学一所。所持理由为阿拉善旗是直辖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独立特别旗，旗之上不设盟，更不归宁夏省辖属，“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补助经费，（即所谓蒙藏教育经费）应当直接拨给阿拉善旗，但该教育部坚持直接派员前来阿拉善旗创办一所“国立中学”，拒绝由阿拉善旗自任校长，自聘教师和自行管理学校；而阿拉善旗则因国民党政府长期以来推行大汉族主义民族政策，对阿拉善旗进行歧视、欺骗和压迫，“中央政府”所派人员往往骄横跋扈，滋事生非，况民族教育大权也不愿落在国民党政府手中，故而坚决拒绝由该教育部派员前来办学，双方坚持不下。嗣经迭次交涉，阿拉善旗政府作出让步，同意由该教育部派遣教导主任1人及数理、英语教师2人，其余校长及教师由旗政府聘任，并可接受该教育部派遣“督学”，定期或不定期前来检查或督导；交换条件是，“开办费”包括兴建校舍、桌椅、及教学设备由该教育部一次拨给，此后全体教职员薪资及办公费等由教育部和旗政府各分担一半。可是，即使这样的妥协方案，该教育部也不接受。此外，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正在全力进行内战，全国各中等以上学校均由中央军事委员会派遣军事教官一人或多人到校授课，对学生进行“预备役军官教育”，并以“军事管理”学生日常生活为名，监督学生的思想言行。对此旗政府深恶痛绝，坚决抵制；而该教育部则以“全国统一的教育制度，阿拉善旗不得例外”为借口，对派遣军事教官一节拒不让步。结果交涉中断，该教育部对阿拉善旗自办中学分文不予补助，理由是阿拉善旗人口少，“无此必要”，阿拉善旗学生可由旗政府保送该教育部设立的宁夏石嘴山“国立职业学校”，或保送南京国民党中央党校——“中央政治学校”附设的“边疆学校”就读。然而，这种办法旗政府早经考虑，由于学生年龄小，路途远，问题很多，该教育部实际是强人所难，借以拒绝补助阿拉善旗创办中学。
由此可见，当时在教育问题上，阿拉善旗政府与国民党政府之间，也存在深刻的政治斗争。达理札雅十分气愤，为了使他的女儿及本旗仕官、黎民子弟不致年幼失学，他毅然决然要“争一口气”在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责成戚涛立即筹备创办一所中学，经费不足即使由他私人捐助也坚决要办。戚与达私情较好，得达的信任，在兼任旗政府教育处主任的职权范围内，按当时的实际条件，因陋就简，调整了旗立完小和旗立蒙文学校的人员配备，由旗政府秘书处聘请熟谙蒙文蒙语的秘书二人兼任蒙校教师，另选拔本旗原有的知识分子数人充实完小而将完小和蒙校中有“后期师范”（高中师范）程度的优秀教师四五人调升为中学专职教师。教导主任一职聘请前来阿拉善旗避难（逃避国民党政府征兵）的山东烟台中学老教师张琦庭担任，并兼语文教师，数理教师王主宝兼总务主任；英语教师抽调完小教导主任秦文尧担任；这样的教师阵容虽然是七拼八凑，而在当时国民党政府统治下，也是难能可贵的了，较之其他省市并不逊色。于是初中预备班改称“阿拉善旗中学”，戚涛自任校长。戚自任校长的原因，是由于他的身份可以出面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及蒙藏委员会直接呼吁，先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予承认；而且他是国民党政府派驻地方官员，以他的资格主持阿拉善旗兴办中学是职责所在，更具“合法性”；另一面由于戚在阿拉善旗与旗政府上层关系较好，可以得到多方面的支持，筹措办学经费较为便利。然而国民党政府对阿拉善旗自办中学仍不满意，虽然并无理由勒令停办，但拒绝予以经费补助，经多次交涉，也只由该教育部复文“准予备案”，总算承认了阿拉善旗中学的成立。后又经阿拉善旗选出的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委员达穆林旺楚克（达理札雅之弟）及监察院委员王枕华（达理札雅好友、曾任国民党阿拉善旗特别党部书记长）两人的力争，该教育部才不得不拨发阿拉善旗中学简单的理化实验仪器一套，借以表示支持边疆民族地区办学。但装箱启运后正值解放战争紧张时期（1949年春），北平宣告解放、平绥路（北平至包头）火车不通，该项仪器滞留北平达1年之久，直至阿拉善旗解放后，1950年始由北京人民政府发运抵达阿拉善旗。这是国民党政府对阿拉善旗中学唯一的一点补助，言之令人寒心。
阿拉善旗中学自1947年预备班时期起，直至解放后1951年，陆续增设班次，计自初一至高一共4个班，学生120余人，女生占四分之一，大多数为本旗各小学输送而来，间有宁夏、绥远等地学生前来就学。全体学生包括蒙、满、回、汉各族子女，家庭成分上自王公贵族，下自穷苦牧民，一律收容并无限制。待遇免收学杂费，校方供给课本，由兰州统一购回分发，上一班使用后，交下班继续使用，故第一班学生每学期都可领到新课本，其他各班则均使用旧课本，依然是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审订的中学教科书。至于文体、娱乐及理化、生物等教学设备都十分简陋，不值一述。由此可见，解放前的学习生活，是在物质条件十分匮乏的情况下死啃课本罢了。教师没有教学参考书，学生没有课外读物，甚至连报纸也付阙如。那时的阿拉善旗没有书店和图书馆等社会文化设施，学生除在校接受教师的传授外，在社会上没有任何获取知识的来源，且在宁夏军阀的淫威压迫下，也不可能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所以那时的学生实际上与社会隔绝，对于校外世界，包括阿拉善旗社会及国内外大事都一无所闻，甚至连国共内战的进展情况也一无所知，可谓“不问外间事、自家死读书”，看来似乎很用功，而实际是舍此不能有所作为，无可奈何而已。
不过阿拉善旗中学的学生沾染国民党教育毒素则是微小的，由于旗政府的抵制，军事教官始终未经设置。后来为了掩人耳目，以使学校“合法”存在，虽曾一度聘请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参谋担任名义上的军事教官，实际则是体操老师，并不讲授法西斯军事课程，也不进行所谓的“生活管理”。其次阿拉善旗中学不设《三民主义》课程，甚至连“总理纪念周”也很少举行，（总理纪念周是为纪念国民党总理孙中山而设的每周一次的党课教育，当时全国各机关团体、学校都须按时举行，不论党员、非党员都须参加）。仅校院内竖一旗杆，平时悬挂国民党“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以示阿拉善旗中学也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早晚升旗、降旗仪式全体学生必须集合参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阿拉善旗中学内没有三青团和国民党的活动。三青团是因为在阿拉善旗中学成立之前，于1946年已经撤销，合并于国民党内，叫做“党团合并”，所以阿拉善旗中学内没有三青团的组织和活动；国民党阿拉善旗特别党部书记长王枕华，于1948年秋曾表示要在学生中发展党员，以扩大党的组织，国民党中统局阿拉善旗情报组长王君惠，也于同年曾要求来校“征求党员”，他的目的是要在学校内发展中统特务组织，但该两人均遭到学校当局的拒绝，理由是学生年龄都在20岁以下，不具备入党资格。所以阿拉善旗中学的同学们直至全国解放前夕，没有一个曾经加入国民党。这都是原阿拉善旗政府对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进行抵制的结果，也是一种微妙的政治斗争。综上所述，旗中学生在旧社会受国民党反动的政治熏淘较少，思想品质较为纯洁，为其他省市国民党控制较严的学校学生所不及，这是难能而可贵的。
解放前最初两年，威胁阿拉善旗中学生存的危险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经费方面的困难。旗政府财政处仅能勉强按月发放教职员薪资，办公费连购置文具纸张都不够用，添置教学设备及体育文化用品更不可能，学校随时有因经费不足而停办的可能。为了维持学校的生存，减轻财政处负担是必由之路。采取的办法是，设法使教师在区防司令部挂名兼职。即身为学校专职教师，而不给薪资待遇；名义上则是区防司令部政工室职员，而不实际上班，只在司令部领薪。因为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属兰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辖，官兵粮饷，被服均由该公署按时拨发，因此采取这样的权宜办法，可以减轻旗政府财政上的负担。好在区防司令就是达理札雅本人，戚涛则是政工室主任（也在司令部领薪），有权决定在政工室内长期保留两个少校级空缺，专供旗中教师张琦庭和王主宝顶名领薪。此外对学生方面，虽然免收学杂费并供给课本，但那时的学生大都家境贫寒，不但供给学生衣食有困难，为了维持家庭生活，有些学生还须辍学在家从事劳动生产。对此学校教师对家长和学生必须进行说服安慰的工作，促其忍耐坚持、尽可能完成学业。对少数特别清苦的学生，有些教师还以私人的名义赠送少量文具和纸张，对个别远道就学的学生，甚至偶尔赠送少量零花钱。由于得到教师们的鼓励和支持，学生和家长都很感动，师生关系十分亲密，情谊十分深厚，甚至教师与家长也有私情往来，犹如亲朋好友，以致教师授课态度诚恳，学生受业真挚热烈、成绩普遍优良，纪律严肃，校风纯正，团结友爱，这是阿拉善旗中学创办初期的一大特色，因而那时阿拉善旗的学生一直没有发生失学恐慌和无故中途退学的现象。威胁阿拉善旗中学生存的第二个方面是来自宁夏军阀省政府的政治迫害，主要是征兵的威胁。那时国民党政府为了进行全国性的内战，各地军阀纷纷征兵扩军，随着内战规模逐渐扩大，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兵源枯竭，征兵日益紧张，甚至随时抓兵充当炮灰，阿拉善旗中学的学生自然也难逃厄运，许多男生都有被抓的可能。国民党宁夏省政府在定远营设立一个“办事处”控制保甲组织，专事征兵、征马、征驼，并得宁夏伪军驻定远营工兵营的武装协助，每年要在阿拉善旗征兵一次。所谓征兵，就是由保甲长挨户捕捉适令男丁，凡年在十六七岁至五六十岁的所谓“壮丁”都在被抓之列，阿拉善旗中学的学生有许多都在保甲长的黑名单中被列上名字。因而每届抓兵之际，学生即大起恐慌，昼夜躲藏在校院内不敢外出，天色傍晚校院大门即行禁闭。好在这是“王爷”的学校，保甲长尚不敢公然进校捕人，可以躲避一时。然而那时的学校，没有学生宿舍和炊事设备，学生都须走读，在校逃避兵役的学生必须趁机匆忙来去回家就餐，有时不慎就会被保甲长捉去，一旦解送宁夏即成生离死别，永无再还之日。因而学生凄惶，家长悲苦。为了免除生存危机，使阿拉善旗中学不致中途夭折，凡遇此种情况，即由达理札雅支持校长戚涛出面与该办事处进行交涉。戚为“中央政府”驻旗专员，且为王爷的使者，办事处主任不得不多少给点“面子”。戚据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兵役法规定：18岁以下或独子及边疆少数民族区域的在校学生可免服兵役为理由，与办事处力争，反复交涉，最后均得一一释放回校。然而也有一次僵持不下，甚至该办事处主任朱效孔采取对戚避不见面的办法，羁留学生数日仍不释放。达理札雅大发雷霆，扬言要对该办事处主任进行报复（向省政府告发该主任贪污舞弊情事），几乎酿成省旗之间的政治事件。最后该办事处主任始妥协让步、将抓捕学生送到阿拉善旗政府稽查局（公安局），转送学校，以示对戚仍不买账。不过学校当局虽觉把学生视为“罪犯”，羁押后解送公安机关实属可笑，但学生无恙，学校得以维持，也认为解决了问题。
经过此次挫折，旗政府曾一度拟议发给学生每人一套剩余军装，佩带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士兵符号，以示学生已正在服兵役，借此避免宁夏省政府继续在学生中抓兵，可以一劳永逸。但是后来又恐宁夏军阀借口阿拉善旗创办军事学校与省方对抗，则将导致更大的灾难，因而此议未果实行，作为罢论。由上述可以想见，在旧社会，学生进校读书是何等艰难。
阿拉善旗中学的发展壮大是在新社会，解放后就迁到了西花园新校舍，得到宁夏省和阿拉善旗自治区两级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拨发了充足的经费，加强了教师队伍，逐步添置了数学设备，充实了教学内容，面貌焕然一新。回忆1949年9月23日，原阿拉善旗在达理札雅先生率部下通电光荣起义后，阿拉善旗中学的师生就和各族人民一道，首先在南梁欢迎了解放军，解放军战士经常来校为同学们宣讲国内外时事，教唱《东方红》和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这两首歌曲，就是由阿拉善旗中学的同学们首先在定远营唱起来而后传遍阿拉善旗的；同年10月1日，阿拉善旗各族人民走上街头游行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首先高举五星红旗，大扭秧歌，大唱革命歌曲；欢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也是阿拉善旗中学的同学们；新中国建国后的第一个元旦，即1950年元旦，阿拉善旗中学的师生们共同协力，精心排练，连续三天演出大型古装革命话剧——《李闯王》，其布景壮观，化妆优美和演出的规模，都是阿拉善旗空前未有的，当时轰动定远营，得到各族各界人士的普遍好评，连中共阿拉善旗工委的首长们观后也大加赞扬，认为这是阿拉善旗破天荒头一次演出的革命文艺节目，在古老的阿拉善旗收到了鼓舞人心的良好效果。回想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初期，同学们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中国人民解放军，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欢呼全国解放，欢呼劳动人民翻身等许多热烈情景，确是激动人心的。因而可以说，同学们自一开始就是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好儿女，得到党和人民政府不同寻常的爱护和照顾。和全国其他劳动人民一样，同学们也是在解放后得到了翻身，摆脱了苦难的命运，而走上社会主义康壮幸福大道的。
解放后阿拉善旗中学和蒙文学校一道，同时开始接受党的教育，中共阿拉善旗工委书记曹动之先生、云祥生先生、宣传部长王汝贤先生等好几位首长，都曾在阿拉善旗中学教授政治课，通过热烈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毛泽东主席的许多著作，师生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的深刻意义，向往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同时也懂得了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而付出巨大的牺牲，全国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过上幸福生活确实来之不易，而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亲自来校授课，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同学们的特殊关怀、爱护和寄予莫大的希望。此外在道德品质和革命意志等方面，同学们也在首长们的亲切谆谆教诲下，得到大力培养，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思想就是这时在同学们的心中扎下根的。记得曹书记对同学们的第一次政治课测验题目就是“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怎样处理？试根据你的认识说明你的态度和理由”，同学们的答卷都得了满分，曹书记大加赞扬，称誉同学们“比干部的觉悟还高”。云书记和王部长的口头和书面测验题目如“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刻苦学习？为什么说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为什么要树立正确的组织观点和劳动观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区别在哪里？”等等，同学们的答案也都是十分优异的。毫无疑问，解放后同学们都是如饥似渴地热烈接受党的教育，因而牢固地树立了革命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养成了宝贵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是阿拉善旗培养的第一代革命接班人。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的发展，阿拉善旗教育事业也突飞猛进，先后陆续建立了许多中小学和其他各类专业学校，原阿拉善旗中学的规模逐年扩大，并改称“阿拉善左旗第一中学”，迁到了现在南梁的更加宽敞，更加完善，环境更加优美的新校院，成为阿拉善旗甚至阿拉善盟的一所著名的重点中学，共有学生2000多人，100多名教师。数十年来，这所学校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直接精心培植下，设备日臻完善，教学内容日益改革充实，教学方法日益研究改进，教师队伍逐步壮大，素质不断提高。历届毕业生数以千计，经过开学深造，或在工作岗位上锻炼，如今都成了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其中出类拔萃，成就卓越的也大有人在，包括专家、教授、学者、工程师以及盟市、处、局、科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大都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愿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奋斗终生。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包括党、政、军、工、农、牧、商和科研、文教，医药各部门，分布的区域有北京、呼市、兰州、包头、银川、乌海以及巴彦淖尔盟、阿拉善盟各地及其他省市，可谓桃李满天下硕果累累，为新中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了力量。这是第一中学值得骄傲的地方，也是现尚在校和已经离校的全体师生万分光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