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锺贤 郭永年
一、阿拉善旗历史沿革
阿拉善旗磴口地区在历史上就占有重要的地位。秦属九原郡。隋属五原郡。唐属关内道丰州管辖。元属甘肃行省兀刺海路管辖。明属陕西河套管辖。清属阿拉善额鲁特旗。在汉武帝时，为了巩固边防实行移民戍边政策，就在磴口区域内设有窳浑、临戎、三封3个县城，它对民族贸易的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尤其是汉代的磴口地区三县，不仅是当时边防最大的城镇，也是中原文化和匈奴文化交流的重要市镇。
磴口县在清代归阿拉善和硕特旗所管，它是阿拉善旗的组成部分。为此不得不追溯其历史沿革。据清史记载：卫拉特是清代对西部蒙古各部的总称。元称“斡尔剌”，明称“瓦剌”，清称“卫拉特或额鲁特”、“厄鲁特”。初分布于叶尼塞河上游，从事狩猎生活，后归附成吉思汗，分为四万户。元末，南迁至匝盆河流域和准噶尔盆地，经营牧业并有部分农业。明初，封其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明朝英宗皇帝时其首领也先，曾短期统一蒙古各部，清朝分四部。据《西蒙阿拉善旗社会调查》中记载：和硕特部落酋长，顾实汗子曰鄂齐尔图汗，游牧河套西部一带，其先人哈布图哈萨尔即为元太祖之胞弟，故和硕特部为元太祖之子孙。顾实汗单子曰巴延阿王什有子16人，4人徙居青海，其余诸子和罗理等12人，仍旧游牧套西，于是分为二部，因准噶尔乱起，和罗理等被侵袭，兄弟星散，或投西藏，或被俘掳。和罗理无所凭依，避居至大草滩上。率所部帐幕万余，常骚扰边徼，守汛吏卒不能驱逐，声势甚大。并有准噶尔乱徒数百人，时康熙十六年（1677年）也。彼时清廷诘责，问其骚扰之罪，于是和罗理乘机请达赖喇嘛上书求赐牧地。康熙帝悯其为饥寒所逼，非有意侵扰，遂以贺兰山阴，距边六十里为界，赐其游牧。于是宁夏、甘肃边外，永为和硕特部落游牧之地。
阿拉善和硕特部者，系阿拉善与和硕特两词组合而成。前者为地域之名称，后者为部落之名称。阿拉善即贺兰山，亦即阿拉夏山，均为语音之转。和硕特本部，本属天山北路四卫拉特之一。自和硕特部得诏久居阿拉善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清朝遂照内蒙四十九旗之例，编制佐领，给札萨克印。封郡王一，镇国公二，于是，阿拉善和硕特旗之名由此始立。此后，和罗理子阿宝与其孙罗布藏多尔济，均追随清廷军队远征各地，迭著战功。阿宝曾随年羹尧大军平定西藏，而罗布藏多尔济亦随军讨平阿睦尔撒纳叛乱。故当时清廷待之极为优渥，远在蒙古各旗之上。初筑定远营城赐其居住，继又以娥掌郡主赐配罗布藏多尔济，晋封亲王。亲王封爵遂为世袭。其名位较各蒙盟为高，已十余传，至已故札萨克和硕亲王达理札雅。解放后的1950年，成立阿拉善自治旗属宁夏省，1954年改阿拉善旗划归甘肃省，1956年与额济纳旗、磴口县合并为巴彦淖尔盟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旗下设有36个巴格，在磴口地区设有磴口、道劳宿亥、哈腾套海、沙金套海4个巴格。两个总管公署。磴口县的土地权，历来属阿拉善旗所管；县建制后（民国16年）土地权归属问题未变。同时，旗、县也未分界。国民党统治时期，在磴口境内所设立的县、区、乡、保、甲等行政机构与阿拉善旗所设立的总管公署、巴格、亭子也是犬齿交错，穿插建立。境内居民受统治同属于旗县两种政权。加之，天主教于1875年传入磴口，尤其是庚子赔款割地与教堂之后，磴口县的部分土地沦入教堂之手，旗县权力所不能及，形成各执一局的复杂的政治局面，自然也就导致了矛盾的由来和产生。仅就个人所闻所见备述如下，作为引玉之砖，迫切盼望知情者给予补充和指正。
二、天主教的传入
据《巴彦高勒市（磴口县）天主教汇编资料》中记道：19世纪中叶，比利时、荷兰两国天主教即企图到蒙古地区传教。1864年由比利时国籍人南怀仁在北京组织了一个传教会即“圣母圣心会”。同年9月罗马教廷将中国长城以北的蒙古地区，就是原来的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宁夏省以及陕西省的陕北三边地区划归该会作为传教地区（当时蒙古地区天主教的势力很小）。他们很希望去蒙古地区扩大权势，恰好光绪元年（1875年）阿拉善旗某王爷奉召进京朝毕，归途中在察哈尔省某地相遇比利时利时传教士德玉明、桂德贞2人，倾谈一番后，提出随王爷来西套蒙地一带移民开荒。阿王答应，邀其来此。同年德玉明、桂德贞2人即来西套。来后首先在磴口县东堂村和旧地村两地，支起毡包住下，便开始在磴口境内传教。这是宁夏教区传教的起点。外国传教士打算在蒙民中传教和让蒙民开荒种地，经过两年时间，一无所成。于是，德玉明在1876年去阿济尔吗和甘肃凉州以及内蒙岱海滩，集宁香火地等处，先后两次强移汉民500多人到此，才建立了圣母堂和旧地等几个小村子作为垦荒、传教的基地。
1878年，外籍传教士在旧地附近买了姓袁的一所破油坊，号名三盛公。于是，就在这油坊附近开设了一个村庄，仍然用着油坊的旧名称，这就是原磴口县所属的三盛公的由来。
1880年比利时人闵文清对建三盛公教堂做了一些准备，后由比利时利时人巴耆贤于1884年建立了三盛公堂口。与此同时，该教会向蒙旗购买租地60顷（每顷100亩），转租给教民。至此移民逐年增加，该教会随即修城地、盖教堂，教会的权势从此日益扩大起来。后又于1886年建起了天兴泉教堂和南粮台教堂，1887年建起了三盛公小修道院，1894年～1895年建起来三盛公小土城，1896年建起了规模庞大的三盛公大教堂，为磴口境内唯一宏伟的建筑物，驰名河套一带。
1900年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起义运动开始了，他们喊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声势浩大。主教德玉明1888年死于三盛公。后继由甘肃省调来荷兰国籍人韩默理为该区主教，韩于1900年被义和团烧死在绥远省托县。当时磴口各教堂尚有外国传教士15名，他们见势不妙，即经外蒙古逃回比利时国。同年当地教区就无人管理。此时，这里仅有一个中国神甫叫路殿英，其人家住小淖尔堂，后也被义和团赶到水里淹死了。
1901年，陕北三边地区的教堂，未被义和团攻下，残留下11名外国传教士。当时教会即派彭守年到三盛公接管教堂。同年4月15日派闵文清为该区主教。相继又来了比利时国人白文志、葛永年等都是接收人。到12月间彭守年在平罗下营子，因财产纠纷被回民杀死。后来将此事件也列入了庚子赔款之项。
1900年义和团起义被平息后，外国教会借以传教士被杀，教堂被毁，强迫清政府抵押赔偿。根据庚子赔款条约，阿拉善旗应负担4万两白银。由于无力交纳，只好以地抵押。因此，将磴口境内的南粮台、三盛公、天兴泉、东地、东堂、渡口堂至补隆淖以上地区之土地权，割赔与教会。从此教会便在赔偿之土地范围内筑城池，修教堂，购置武器，组织民团，出租土地，高利盘剥，私设法庭。一切政治、军事、经济、文教之权全部操纵在教会手中。教会先后于1902年建起了渡口教堂，1904年建起了补隆淖教堂，1929年修筑了补隆淖小城堡，1931年修筑了渡口小城堡，1934年修筑了东堂小城堡。1922年正式宣布为宁夏教区，主教座堂设于三盛公。在1922年前，三盛公教堂为绥西和宁夏教区的主教区所在地。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上述各权才被国民党政府逐渐收回一部分，但实质上这些地区的大权仍被教会操纵统治，而且天主教的权利完全操纵在外国传教士之手，就三盛公教区来说，主教这个职位，历年来一直由外国人控制。1949年9月下旬磴口县解放。1951年教会之权才由本国神甫管理，彻底摆脱了外国传教士的多年控制。
教会在磴口地区办了学校及医疗机构。磴口县境内有教会主办的小学6处，均称为明正小学，小修道院1处。其课程除按国家规定的中小学课程外，天主堂的学校又加设了经言问答等的有关圣经课程。修道院兼上拉丁语、法语、英语等。各级学校的教师多为神甫修女所担任，也聘请忠实的教徒任教。这些学校以收教徒子弟为主。教外群众子弟想入学就读者，与租种教会土地一样，必得入教，遵守教规，服从教堂所管，不得越雷池一步，否则不予吸收。这些学校除小修道院、修女院于1951年自动停办外，小学于1952年由人民政府接管公办。接管后，神职人员及修女被人民政府继续留用，其中个别人员图谋不轨，仍在造谣生事，破坏党的政策，被政府根据情节轻重予以处理。但是大多数以教育为主，以启示他们正视现实，建立爱国主义思想，维护祖国尊严，使之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贡献。对那些统治中国宗教大权多年而又敌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外籍传教士采取了驱逐出境的办法，以纯洁宗教及教育阵地。
天主教堂在磴口境内曾设有医疗所3处。其主要服务对象是神职人员和教徒，药品来源除自办一些外，另一部分是依靠外地教会援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7年，美国借以救济之名，曾给拨来一部分药品。宁夏省马鸿逵也给了一部分药品。1949年外国籍主教王守礼拨给教堂药品约价值200余万元（旧币）。1951年又给各教堂药品价值伪币117万元。1957年之后，这些医疗机构相继停办。
天主教堂在磴口地区兴办的学校、医疗机构不论其性质、目的、用意何在，但就其为培养知识分子，开拓磴口地区的教育和医疗事业，医治人们的疾病痛苦方面来说是起过较好的作用的。在磴口近代史上，办有如此规模的教育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也是首屈一指的了。
三、旗县并存的矛盾
磴口地区在民国建立之时，东西直线长92公里，南北直线宽65公里，总面积4166平方公里。地处黄河流域的河套平原，土地肥沃，渠道纵横，灌溉方便。从汉以来，磴口地区经历代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垦，先后开凿沈家河等10多条渠道，这些渠道的修成，对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磴口曾经是草场辽阔，山脉纵横。山势巍峨高耸云霄，生长着天然的松、柏、杨、桦等树木，葱葱茏茏覆盖着西部山区。由于树木茂盛，形成了一个绿草如茵、红花似锦的大牧场，负载着千万只牲畜的繁殖生息。除此以外，还出产党参、黄芪、甘草、锁阳、苁蓉等各种名贵药材，有青羊和梅花鹿等各种稀有野生动物，磴口地方前有黄河后有山脉草原，有骆驼、马、牛、羊，又有粮食，是个能进能退的战场。所以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1926年冯玉祥在张家口被曹焜打败，兵退路过渡河设立蹬陆站，即磴口站。随即建立了县，委派余来堂为县长。建县之后至民国24年（1935年）前，县政有其名而无其实，县制很简单，只有三个科。在此之前，阿拉善旗在磴口的总管衙门、巴格、保安队很有势力，经常与宁夏官方摩擦。阿拉善旗保安队驻扎在磴口也和马鸿逵的驻防部队对立。移民前来居住在这里的回汉民自然就成了鱼肉的对象，受着双重压迫，身负两个政权的各种徭役、夫役，生计几乎无望。
1.争夺地权。1927年，国民党在此设县，归宁夏省。建立县制时，遭到阿拉善旗王爷的不满。1932年，马鸿逵想把县址由磴口迁至现坝楞公社北约1华里的广庆元，房已建起，但遭到阿拉善旗王爷的坚决反对，未能搬迁。在这块弹丸土地上，除马鸿逵设立的乡、保、甲政权之外，还有三盛公至补隆淖一带的土地权仍然牢牢地掌握在天主教堂手里（土地宗主权仍属阿拉善旗）。这就是三权鼎立、旗县并存产生矛盾的根源。三权鼎立之后，斗争逐渐白热化。马鸿逵总认为阿拉善旗、磴口土地按照地图都属宁夏版图，这块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理应归宁夏所管。与此同时，马鸿逵又提出阿拉善旗名闻西北的吉兰泰、雅布赖、查汉池3个盐湖归宁夏盐务局无条件的使用。但阿拉善旗达王认为这块土地是康熙皇帝所赐的王爷地，拒不答应。案件争诉至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当时的委员长吴忠信、副委员长白云梯，他们都不做直接处理，派委员刘伯石为全权代表至宁夏和阿拉善旗以息事宁人的办法去解决。他来到阿拉善旗经与双力协商，终于签订了合同。内容规定：宁夏盐务局对阿拉善旗14个盐湖中，只经营吉、雅、查3个盐湖，其他11个盐湖一律封闭。3个盐湖的使用代价为每年给阿拉善旗交纳小麦、黄米各5000石。但马鸿逵仍不甘心，他用重金厚礼沟通陕甘宁巡阅使朱绍良，以达王勾结日本的罪名，于1937年1月派兵将达理札雅和罗巴图孟柯2人分别软禁在兰州和银川两地。但朱绍良不敢明目张胆将达王送到监狱扣押，在兰州给设立了阿拉善旗驻兰州办事处，令其休养（其实名为休养，实为软禁）。后经蒙藏委员会的干涉，软禁了近7年送回阿拉善旗（因为阿拉善旗王是亲王爵位，在各王各省长之上，声望很高）。当时，罗巴图孟柯是保安总队长，马鸿逵将罗带至银川送监狱扣押。后由阿拉善旗理事官厅录书于培根提出愿替罗坐监，通过重礼，将罗放回阿拉善旗。当时，马鸿逵动用了庞大的兵力，进入阿拉善旗首府——定远营和磴口县境内。围攻阿拉善旗的军政机关，将阿拉善旗军、政人员的全部武器、弹药、马匹，尽数收缴。所俘获人员，蒙民被释回家，回、汉人员除老弱病残者外，其余一律收编在其部属当兵，并先后派1个团的兵力分别驻扎在定远营和广庆元。马得贵骑兵旅驻扎在三盛公，马忠义步兵旅驻守在补隆淖一带。大兵压境，虎视眈眈，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而在磴口境内，租借地的外国神甫，他们利用宁夏省方与阿拉善旗之间的矛盾活动更加猖狂。
2.抓兵征丁。马鸿逵为扩充兵力的来源，每年向磴口征兵名额近百名。其中，1938年借口磴口人民随阿拉善旗王投降了日本，以惩罚性的一次就抓兵700余人。他的办法不是按户口征兵，而是见人就抓，所以兵抓的多逃的也多。这样两万人口的小磴口，连年征抓，致使兵源不足。所以，他抓的兵，除老弱残疾者外，一律不准退役。这样，其兵就成了“父子兵”、“叔侄兵”、“逃一罚五兵”、“大户兵”、“乡保公伙雇用兵”等等，使磴口人民的生计几乎无望，没有出路，造成出外逃荒；也有隐姓埋名逃到绥西、伊克昭盟等地，随旗和加入保安队。据解放前统计，不足60万人口的宁夏小省，马鸿逵抓有兵丁号称10万之众。这样一支队伍，不论在抗日战争中或在1946年以后的反共战争中，都是些一触即溃或不打就溃的离心离德兵。如在1947年援榆林战斗中，马鸿逵投入11个团的兵力作战，被解放军打得溃不成军，瓦解殆尽。1949年春、夏，马鸿逵的援陕反共战争中，先遣部队行至咸阳未战即溃。
3.机构重叠。马鸿逵在磴口以兵力压境之后，继之以政治力量向阿拉善旗胁迫，除加强和扩大县政组织机构外，由3个科室增加至6个科室，又在磴口设立了法院、县党部、军警联合稽查处、缉私处、百货局、税务局、统税局、盐务局、邮政局、电报局、船管局、航运局、航空电台、参议会、伊斯兰协会等组织，进而撤区改乡，在原有5个区的基础上改设了8个乡，17个保，170个甲。保与保之间，筑岗楼、派岗哨、日夜巡查，既有查奸之意，也有防共之谋，兼给阿拉善旗施加压力。这样一治，确把磴口“治理”得田园荒芜，人民逃散。而黄河封冻解冻时期，冰块淤积成坝，河水外溢，泛滥成灾；居民的财产、房屋、牲畜、田园悉被淹没，却无人过问，到处哀鸿遍野，满目疮痍。及至解放前夕，外逃人员达5000之众。根据1952年的统计，因赤贫而娶不起妻室的老小光棍达2000多名。
1955年磴口县人民政府通过省人民政府，向北京市人民政府协商要求派支边青年，从事边疆建设。经过动员，北京市青年志愿来该县的有550名女青年。这些支边青年为磴口县的各项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少的贡献。尤其在为开拓文教事业方面，她们作出了值得称颂的优异成绩。
4.苛捐杂税。磴口人民所承担的差徭赋税，有增无减。除必须给阿拉善旗交纳田租地赋（磴口的土地权属阿拉善旗王所有）和牲畜放牧的草头税，征调的柴、米、油、肉敖包费，投递文件信息的“乌拉”等人畜差役外，还得给县、乡行政人员承种口粮田、办公费用田、雇兵粮款、牲畜屠宰税、学校公田费、乡政学校烤火烧柴费，名目繁多，难以尽数。而马鸿逵为搜刮民财，设立的税卡又遍布磴口各地。税吏脚迹踏遍了户户居民的住所。马鸿逵也绝不止此而敛足，更派税卡深入到阿拉善旗境内的巴音毛道，装备荷枪实弹的税警、马巡拦截往来于包头、新疆、外蒙古、甘青的行商坐贾，搜刮民脂民膏以中饱私囊。
1937年之后，马鸿逵向磴口境内征调羊皮、骆驼。征集羊皮的任务虽不及征兵那样严重，但一只羊征2至3张皮也是世上罕见的事。为此，乡、保、甲长挨打受惩，户民被拷、管押，仍得以高价向附近牧区购买皮张交纳。致使有的户民倾家荡产逃往他乡，以度残年。与此同时，又把境内的白皮匠征到宁夏军工厂制作皮衣，有的人因过于劳累而死。老百姓该何去何从，老百姓只好听天由命。
5.教育事业。早在1875年之后，天主教堂在磴口地区筑城地、修教堂的同时就开办初级小学，阿拉善旗政府于1935年之后，也在全旗范围内，包括磴口在内（包括磴口在内），创办学校，发放校服，由达王身兼校长。马鸿逵对此不会袖手旁观，听由老百姓依附于天主教抑或阿拉善旗政府。于是在1939年其统治势力达到登峰造极之时，一举将全县境内的旗立各小学的主办权争夺过去，交由地方政府管理承办。磴口的马鸿逵势力、王爷府势力、天主堂势力的存在，造成了磴口地区统治阶层之间勾心斗角的特殊地位和畸形政治。
磴口统治阶层之间人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是三重的，这在全国范围内，也是一种特殊政权形式；这种特殊的政权形式一直沿用到解放后彻底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