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朝格图
“三不两利”政策和“稳、宽、长”方针是乌兰夫同志倡导，并由内蒙古自治区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当时的全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在解放初期的民主改革以及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牧区实行的重大政策和指导方针。这一政策和方针在蒙古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牧区的社会稳定、生产关系的调整、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方针政策无论是对当时阿拉善地区民主改革和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还是人民公社化时期牧区所实行的一系列生产经营管理制度，乃至“畜草双承包”责任制等，无不留下其闪光的一点。
一、历史的序幕
内蒙古是边远偏僻游牧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纵观历史，畜牧业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对生产力的解放，总是呈现时断时续地、马鞍形地向前发展，但是由于它受着天灾、人祸与生产力水平等各种因素的制约，这种发展也是缓慢的，或者说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压迫下，资本主义势力入侵，旅蒙商高利剥削，蒙古族内部腐朽的封建王公制度，牧主阶级的剥削压榨，严重地阻碍了畜牧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晚清至民国以来的大面积垦殖，破坏了广袤丰美的草原，致使牧民生计日瘪，畜牧业每况愈下。“九一八”和“七七”事变，使内蒙古地区沦陷，日本帝国主义把沦陷区的农村牧区经济变成了殖民地经济，采取殖民地经济政策，疯狂地掠夺畜产资源，使畜牧业遭受严重的劫掠和摧残。加以王公贵族的封建剥削统治，生产受阻，民不聊生。腐朽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方式，严重地制约着畜牧业生产力的发展，使畜牧业长期濒于停顿与衰落的境地，牧民群众处于贫与病两大灾难之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解放内蒙古，派乌兰夫等同志到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进行革命斗争。当时的内蒙古各族人民刚刚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亡国奴生活，但广大人民仍处于封建制度压迫。农村由地主阶级统治；蒙古族为主的牧区由王公贵族统治。王公、宗教上层、牧主、旅蒙商都是牧业地区的剥削者，他们从多方面残酷剥削，压迫劳动牧民。王公主要是靠封建特权进行超经济剥削；宗教上层主要是靠利用牧民群众宗教信仰的献仪及其剩余的牲畜进行剥削；牧主主要是靠其占有较多的牲畜进行剥削。王公、宗教上层、旅蒙商的剥削是牧民贫困落后的主要社会根源，他们剥削的都是牧民劳动成果的生产资源——牲畜。牧主在民族共用的草场上发展生产，同时他还有着雇工剥削。牧业地区的剥削阶级虽有几类，但王公是牧区各类剥削阶级的总代表。所以，中国共产党在牧业地区要慎重稳进的实行民主改革，必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
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进行开辟工作，面临着对农村、牧区的民主改革任务。虽然1945年冬内蒙古自治联合会成立，但是，1946年“四三”会议才是统一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向。自治联合会培养干部、组建部队的工作刚刚起步，社会工作主要是团结动员群众、宣传改革的政策。经过近3年的开展自治运动的各项工作，共产党、青年团的组织有了壮大，党、团、妇女组织陆续成立，干部和军队有所锻炼提高。在深入开展自治联合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基础上，于1947年5月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从此，在中国第一个出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区域自治的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二、“三不两利”、“稳、宽、长”政策提出前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内蒙古自治区民主改革顺利实现的保证。在内蒙古进行民主改革，特别是牧业地区的民主改革是一项新的工作。当时，解放区的民主改革和牧业地区民主改革基本上同步进行。实现“耕者有其田”是我国民主革命在广大农村消灭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的土地革命工作到1947年下半年就在解放区基本完成，当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这一形势下，内蒙古解放区的一些牧业地区特别是农村比重大的哲盟、昭盟的牧业地区，不加任何分析，不分农村与牧区，不分土地与牲畜，不分地主与牧主的区别，盲目提出了“牧者有其畜”的口号，套搬了农村土地改革的办法，在牧业地区盲目进行了划定阶级、平分牲畜，造成了人心不安，社会不稳，牲畜成批损失，欲想达到牧者有其畜，结果适得其反。破坏了牧业地区的生产，束缚了生产力、脱离了牧区实际，犯了错误。
在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延续了几千年之久。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土地是地球不裂搬不走的固定不变的生产资料，是亿万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在封建社会里，地主特别是大地主霸占整个农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利用他们霸占的土地勒着亿万农民的脖子，进行严酷的土地剥削和高利贷剥削。所以地主是农村的主要统治阶级，是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地主霸占的土地虽然又会遭受自然灾害，土地受害只不过是一年半载之灾，对地主而言，也许只受一点影响而已。以上一切的一切，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是我党解放农民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政策，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土地革命。
牧业地区的牧主与农业地区的地主是有所不同的。其特点和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地主主要是私人占有土地，而土地是固有的自然资源；牧主却不占有草场（牧区的草场归牧民共用）。牧主所拥有的畜群，而牲畜是有生命的动物群，它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可以生产又可以食用。
（二）地主是不劳而获的阶级；而牧主是放牧经营畜牧业生产的畜群主，一般说他是个生产者，自己也能参加劳动生产。
（三）牧主他有一点像资本家用机器生产相似，他所拥有的畜群是繁殖仔畜、生产绒毛、奶食、肉食的群体。牧主他不剥削劳动牧民的生产资料——牧畜，而主要是雇工剥削（即年给一头小牛、月给一只羊等，也许还给一些旧衣旧靴之类）。另有一部分是所谓养子（女）、养弟，实际是家奴，对他们不计酬，只管吃住穿行，有的也许有一点小恩小惠的零花钱。这些人只顾放牧劳动，不理财不管家。
（四）牧业地区的各类畜群无论是牛、羊都是按一定比例的公母、母仔组合的有机群体。它与机器相似。工人阶级年能分机器，一分他就不成其为生产力，更是无望发展生产力。而在牧业地区搬套农村土改经验，提出“牧者有其畜”的口号，进行平分牧主、寺庙牲畜，你分得三两头牛，三两匹马，一两峰骆驼，二三十只羊。平分牲畜，看起来是实现了“牧者有其畜”了，实际却谁家也组不成合理公母比例的畜群，没分到种公畜的免不了其母畜空怀，而且零散了畜群。牲畜离开了采食习惯的草场、离开了习惯了的趴卧的温暖圈棚，也许引起母畜流产，降低羔畜成活率，或有的羔畜人为的离开它母畜等等。各牧户都得需要分成三四个专群（山羊绵羊和牛、马、骆驼各一群）管理。畜群有大小之别，每个畜群放起来都得需要1人管理。牧业地区本是人口少，每户一般都只有三两口人，四五口人的户也不多，除了老少病残外健壮劳力只不过是一半个。可是分了牲畜，家家都需要担放四种畜群，假定一身分成四人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样牧民把平分得来的牲畜放掉不管呢？还是跟群跑四方呢？！当时狼害也多。狼虽只吃一只，它却咬死咬伤几十只，夜间还得有人看群防止狼的袭击，无意中加重了牧民不易承受的劳动强度。所有这些都是不利于放牧管理有生命的动物生产管理。还值得一提的问题是，刚刚分得牲畜的牧民都没有现成的圈棚，更没有必需的抗灾物资的筹备等等。
（五）地主霸占农村整个土地的80%以上；牧主所占牲畜却一般只占牧区整个牲畜的10%～15%。逐水草游牧的畜牧业经济是多灾多难的经济，它无论遭遇干旱、风雪、冰雹、瘟疫、狼害以及草原水火、病虫害等灾害，都要受到成批死亡损失。更严重的是假如母畜损失，永不复活，灾后畜群的恢复都得从低凹地向上爬，爬到原来水平都要走漫长的过程，甚至爬着又会要跌倒在地。所以牧业地区如若遇到连年遭灾，灾上加祸必定有部分牧主会下落为一般牧民或赤贫牧民；要是遇到连续风调雨顺之年，必定会有一部分素质较高、劳动力较充足的牧民上升为巴彦（牧主）户。在这里讲一个牧业区的巴彦和贫苦牧民2人的对骂故事，也许会有参考意义。巴彦骂贫牧说：“供佛无一盏灯，下锅无一碗米，乌拉（役）无一骑乘，没有半两白面的穷光蛋你滚！”贫牧却不服气地顶撞巴彦说：“骆驼采食在草原中心，愚翁说话点在正中，你不信就听着，‘英雄抵不过一箭，巴彦抗不过一灾’，你也有穷的一刻。我说的就是千真万确的！”这正是说明了靠自然的游牧经济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损失大、波动大。因而牧主的牲畜所占比重不超过15%，一般只占10%左右。化整为零，平分巴彦、寺庙的牲畜，每户实际摊不到多少畜，大小畜混合一般户均20头上下，不但难以满足牧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反而违反畜牧业经济的自然规律，造成社会不稳，加重牧民负担，使畜牧遭到成批损失（听信谣言、怕反攻倒算杀牲畜，贫苦牧民维持生活而宰杀和出卖牲畜。更严重的是大多数一般牧民接受消极思想，怕自己成牧主而不再积极发展牲畜，甚至大吃大喝，美餐一顿，不费力气一刀一头畜），可是牲畜恢复发展慢，毁坏快。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在牧业地区斗牧主、分牲畜，肯定不适合牧业地区和牧业经济的实际，很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不但解放不了牧区生产力，更是无望发展生产力！
以上这些主要特点和区别，当时套搬农村土改经验的哲盟、昭盟的一些地区，统统不顾，过于简单、过于盲目，结果引起了社会不稳定，人心不安定，牲畜遭到大量损失，大大伤害了牧业经济的元气，影响了团结，影响了积极性，妨碍了牧业地区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犯了“左”的政策错误。
三、“三不两利”政策和“稳、宽、长”方针的提出
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当时的全称）及时发现了在农村执行的土改政策整套搬到牧区的这一政策上的错误，1948年3月根据乌兰夫同志的倡导，发出明确指示：“牧业地区改革，要从稳定牧业区形势，恢复与发展畜牧业生产出发，不能采取农业区的做法，对牧主不分不斗，适当提高牧工工资，实行牧工牧主两利。”后又提出：“牧业区不划阶级和扶持贫苦牧民发展生产的政策”（这就是在牧区实行的“三不两利”政策）。错误不在“牧者有其畜”的口号，而在于没有从牧业区实际出发，放弃当时对牧业区已有的一些可行的政策，又因当时的形势所限，没有能对牧业区实际调查，亦尚未从当地培养出大批干部，就轻易改变牧主经济所有制，欲想达到牧者有其畜，结果适得其反，使生产遭受很大损失，也引起社会不安。这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给了我们理论如何联系实际和必须正确理解理论，全面深入掌握实际的生动的教育。
以上是党在牧业地区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和“扶助贫苦牧民发展生产”的政策。这一政策对内蒙古的广大牧业地区进行政治、社会、宗教、畜牧业、商业的广泛改革，进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起到了积极的保证作用。因而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肯定，并在全国牧区推行。
1953年，畜牧战线同全国全区各条战线一样，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时期，当时，畜牧业经济建设工作在自治区的经济生活中已经居于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畜牧业在不断探索中前进。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蒙古自治区对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根据党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在完成牧区民主改革的基础上，用适合畜牧业生产和牧区社会特点的方式和步骤，以及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原则，进行了对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针对这一问题，在改造过程中，乌兰夫同志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又提出了对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要稳、办法要宽、步骤、时间上允许因地制宜地以较长的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稳、宽、长”的基本方针。实行了“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稳定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对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路线，采取了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循序渐进的办法。通过以上一系列的政策、方针、路线，对牧主经济采取了比资本家更宽的赎买政策和更温和的改造办法。
四、党在牧区实行的“稳、宽、长”的方针和“三不两利”政策，在阿拉善地区正确贯彻实施
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地处内蒙古尽西头，在宁夏的西北，甘肃的东北处，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现蒙古国）接壤，是一个边远偏僻、荒漠干旱、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纯牧业地区，也是和平解放的少数民族地区。
解放前夕，于1949年9月23日和27日，阿拉善旗王爷达理札雅、额济纳旗王爷塔旺嘉布分别致电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宣布脱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由于这两个旗和平起义，中国共产党在阿拉善、额济纳采取了全盘接受，原封不动，逐步改革的政策。明确宣布：不派人民解放军进驻；达理札雅、塔旺嘉布继续分别主持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军政事务；两旗行政机构和保安队建制暂不变；起义的军队人员一律按革命干部对待；保护各民族人民财产、牲畜不受侵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搞好民族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逐步实行民主改革。后来又明确提出，在牧区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阿拉善、额济纳两旗首先通过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做好民族统战和稳定局势的工作。
（一）中国共产党在阿拉善、额济纳两旗深入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搞好民族上层、宗教上层的统战工作的基础上，组织调动干部，筹建两旗旗工委的工作。于1949年12月，宁夏省委派云祥生（蒙古族，蒙古名：云斯琴毕力格）、郭全德、王延、张佶、黄占禄、马鸿彪（蒙古族）等同志到阿拉善旗开展工作。1950年3月省委派曹动之等同志到阿拉善，于3月底旗工委正式成立。曹动之任旗工委书记兼旗保安总队政委，云祥生任旗工委副书记。是年7月曹动之惨遭匪徒杀害，9月省委派李健到阿拉善任工委书记。1951年2月15日中共额济纳旗工委成立，由阿拉善旗工委组织部长郭全德同志任书记。1954年3月组建了中共宁夏省蒙古自治区，辖阿拉善旗、磴口县。从此，民族上层人士开始在蒙古自治区一级政府提任工作。在此前后省委从陕甘宁陆续派进了一些干部，同时从内蒙古选调几批蒙汉兼通、熟悉牧区工作的干部来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工作。这些干部主要安排于工委、工青妇机关和保安总队政治机构、盐务、贸易、银行、粮食等新建机构。那几年行政部门的干部由政府管，派进旗政府处室任职干部都一一与民族上层商量，上层通了就办，不通则耐心做工作，继续商量。
（二）阿拉善地区虽是和平解放，但其政治社会情况极其复杂。解放前，主要是封建王公、国民党马鸿逵统治压迫，特务、兵匪横行，民不聊生。再加上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残部从东部流窜来定远营（今巴彦浩特）又搞了所谓“民族自治”，马鸿逵一些残兵惯匪游勇，隐匿于贺兰山一带。他们烧杀抢掠人民群众，散布种种政治谣言，蛊惑人心。因此，剿匪肃特清除谣言在当时成了当务之急。
1949年秋季，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北，促使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和平解放。此时，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残部1000多人流窜集结于阿拉善旗北部沙尔扎庙、拐子湖（当时阿拉善旗管辖）、额济纳旗建国营一带。他们到处抢掠、奸污妇女、抢夺民财、宰杀民驼几千峰，还有其他牲畜几千头只，给阿拉善、额济纳两旗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经管如此，我党本着“政治争取，妥善解决，防止流窜，保护人民”的精神。由西北野战军、十九兵团军政首长、宁夏省军政领导以及乌兰夫、曹动之、达理札雅等出面去电去信，争取他们投降人民。明确宣布：只要放下武器，不再与人民为敌，可以既往不咎，宽大处理。陶布新被任命为阿拉善旗建设处处长、孙明海被任命为阿拉善旗保安总队副队长，其中有文化的被旗政府安排为处局室干部，苏木、巴嘎秘书以及边卡的武装税务人员，还有的在阿拉善旗当了牧民。也有部分人想回原籍的发给通行证回了原籍。
（三）原国民党马鸿逵“贺兰山警备司令部”的郭永胜（郭栓子）在宁夏解放时被争取投诚，其部改编为宁夏贺兰山保安队，但其反动本质未变，于1950年3月策动40多人叛变为匪，自称“黑虎军”持枪上了贺兰山，与潜伏特务勾结，并纠集贺兰山一带土匪近百人，袭击我乡、区人民政府，于7月30日午夜妄图抢劫阿拉善旗银行钱财、盐警武器弹药，策反勾结保安总队一些人叛乱，偷袭定远营，被旗工委机关、盐务局、贸易公司干部击退。7月30日旗工委书记曹动之及两名随员（警卫员），从银川返旗途中在贺兰山上惨遭阿拉善旗边卡卡长孟巴特尔（勾结郭栓子已叛变投敌）等人的伏击，3人全部遇难。我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五八三团的8个步兵营、2个骑兵连经过3个月的全面剿匪，于10月6日在贺兰山大峰口檎获了匪首郭栓子。本月底，这股土匪被彻底剿灭。
1950年初，国民党新疆残部以乌斯曼为首的哈萨克匪徒数百人，从新疆窜入额济纳旗马鬃山和阿拉善旗古日乃、努日盖地区，抢劫人民财产，抢走牧民小孩，残害人民，经上级发现，彭德怀和张宗逊令甘肃张掖地区派解放军配合旗保安队立即歼灭。
1950年10月又发现，张麻子（张德彦）为首的300余人的土匪在阿拉善旗东北部的沙金套海、哈如乃、图克木地区活动。经旗保安队围剿，张匪逃至绥远省境内被当地驻军消灭。与此同时，国民党特务组织“西北反苏讨共委员会”被公安机关破获。
随之，叛变投敌、杀害曹动之等同志的罪犯也已受到严厉镇压！至此，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的社会秩序上上下下，全面逐步稳定了下来。
（四）积极促进阿拉善内部团结，进一步稳定了阿拉善地区。1950年5月17日，在阿拉善的南部头道湖地区朝格图库热庙，在一些人的煽动下，有200多个牧民武装聚会（当时阿拉善牧民差不多都持有私人枪支）。他们以“头道湖起事者”为名，反对封建专制为由，公开提出拥护阿拉善旗王爷达理札雅，反对旗协理罗巴图孟柯（阿拉善旗第二号人物，他积极拥护并与达理札雅一起领导阿拉善旗和平起义的组织者之一），给他罗列了十大罪状，并派人到定远营到处张贴布告（小字报），企图把罗搞下台，甚至有人借南寺三月十五日的庙会之际刺杀罗巴图孟柯。而正在此时，阿拉善旗北部、西部一些巴格和边卡（武装税务人员）也上书给旗政府，矛头直指聚众起事者“请呈肃清反动匪团”，颂扬罗巴图孟柯之功绩。一时间两派的权利之争都不示弱，矛盾尖锐。
为阿拉善旗社会稳定为前提，旗工委在宁夏省委的领导下，确定了坚持团结进步，和平解决头道湖事件的方针，对其性质不定为反共叛乱事件，按阿拉善旗上层内部矛盾处理；对起事的主要人员，坚持不抓不捕；说服达、罗要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不做有碍于社会稳定之事，不做有碍于团结之事，为阿拉善旗团结进步继续合作公事，共产党一定都是信任的。经过细致耐心的做工作，统一上层人士的思想之后，由旗工委副书记云祥生与旗政府政务委员白海风、罗永寿等人前往头道湖，同时又通过老协理罗恩克巴图共同出面做工作，顺利的和平解决了这一事件，避免了上层人物矛盾而可能引起的一场大动乱。
（五）基层党组织的建立，加快了对基层旧政权的改造。阿拉善旗管辖8佐（苏木）36个巴格（乡）一级政权机构，于1952年组建了6个苏木（区）公署。这些政权机构是清一色的全由贵族台吉、达木尔、巴彦和喇嘛上层当权。巴格、苏木公署秘书基本上都是由德、李人员把持。于1953年1月11日，中共阿拉善旗第一苏木工委成立，于1954年5月第二、第四苏木工委成立，是年10月第五苏木工委成立，1955年3月第二、第六苏木工委成立。这样6个苏木工委用了3年的时间，而6个苏木工委书记都是从内蒙古陆续选调来的干部派任。额济纳旗原有4个佐18个豪林（20户为1豪林）。1954年1月改建为5个巴格基层政权组织。到1958年2月，将巴格改为5个苏木建制。由此，苏木工委也就全部建立了。当时，不管是阿拉善旗还是额济纳旗，每个苏木工委只有工委书记是中共党员，其余干部都是刚从当地挑选的青年积极分子。各苏木工委认真做好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通过医疗、贸易、合作，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广泛宣传，大力培养牧民积极分子，发展党、团员，组建基层党、团、妇女组织，发动群众打狼、挖苁蓉、挖甘草，组织驼运增加收入，开辟牧区工作的一线组织。
苏木工委干部成年深入牧区，以废除封建特权为主要内容的牧区民主改革，宣布草场公有，实行放牧自由。广泛宣传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人，宣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宣传党在牧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和“扶助贫苦牧民发展生产”的政策，在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严格遵循“政策稳、办法宽、时间长”的原则。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及对起义投诚人员既往不咎政策。苏木工委是培养提高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的大学校。工委干部在苏木机关如同住校学生，下到牧区如同到了练兵场。当时苏木工委一般建一个布帐房或者一顶蒙古包，工委干部都是同吃同住同学习，自己拾柴、自己打水、自采沙葱，生活自理。一个苏木工委只是一个书记，也就是一个党员。因此，书记就亲自管理干部的学习，亲自领讲政策，亲自上党课，带头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苏木工委书记他兼任民族医防队的队长、供销合作社的主任，宣传组织群众治疫驱梅毒，动员群众向供销合作社入股。在各苏木范围内都建起了两座小学。
随着各苏木工委和苏木共青团、妇女组织的建立健全，使当地民族干部得到了锻炼提高。党的“稳、宽、长”的方针政策得到了贯彻。牧区各项工作得到了顺利推进。所有这些对于牧区基层政权的民主建政工作具备了干部条件。以阿拉善旗为例，1957年秋开展了撤区并乡工作，把全旗36个巴格（乡）合并成21个，在原6个苏木（区）工委和苏木公署青年干部分配到合并后的21个巴格中担负起巴格党委和政府的骨干力量，建立健全了巴格党委和政府。解放后留任的老的人员开始被当地青年干部代替，他们中的民族中层人士也被上一级机构妥善安排。经过7至8年的艰苦努力，党在牧区民主建政工作任务这才实现。使得牧区各项工作发生了显著变化。员，培养提高当地民族干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截至1957年，在全州（1954年将阿拉善蒙古自治区改为阿拉善蒙古自治州）党、群系统中，当地民族干部比重占到33.3%，企事业单位中占到了13.2%。
2.民族医防队在阿拉善地区巡回医防6年，截至1956年阿拉善旗性病患病率由1950年的59%下降到3.5%；额济纳旗性病患者占全旗人口73%，治愈614人，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已开始增长。
3.国营贸易和供销合作社逐步取代了旅蒙商。到1956年阿拉善旗牧民加入供销合作社社员已达11387人，入社股金达256011.00元。实现了牧区购销两旺，使牧民摆脱了旅蒙商的剥削和高利贷剥削。
4.1953年经商量，阿拉善旗定远营及贺兰山沿山零星农业区（近3000亩），进行了“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了土地公有化”的和平土地改革。达理札雅旗长带头捐献了其土地。土地为旗公有，田主放弃了收租，农民耕种，给政府纳税。
为解决贫苦牧民的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扶持他们发展生产，实现牧者有其畜起见，1954年宁夏省委决定向贫苦牧民发放羊只贷款。贷款标准：凡三口人以下的贫苦牧民户加上自己原有牲畜，人均贷足羊24只，四口人以上的加上自己原有牲畜，人均贷足17只羊，但每户最多不得超过90只。1954年～1955年仅阿拉善旗发放羊只贷款103358元，贷羊10221只，扶助717户1347人。
巴彦浩特及沿山平稳地进行了土地改革，牧区发放羊只贷款，对广大牧区来说是一次活生生的“三不两利政策”的深入又具体教育。以彻底消除了一些人的不必要的忧虑，算是政策托了底，极大地调动了全牧区各界层发展牧业生产的积极性，畜牧业经济稳定发展。截至1956年，阿、额两旗在解放初期大小牲畜356675头只的基础上增加到92.52万头只，增长了3倍多。特别是在1958年阿拉善旗牲畜发展到100万头只，跃居全自治区五大百万头牲畜的牧业旗之一。
缘，文化教育事业得到空前发展，阿拉善旗在解放初期，在旗所在地只有一座几十个人的蒙古族小学，到1956年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建校20多所，在校学生3000多名。从根本上改变阿拉善地区贫穷落后面貌，开创了新的局面。
1959年，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在牧业生产中实行的“三包一奖”、“四固定”制度，是在贯彻落实“三不两利”政策和“稳、宽、长”方针的基础上，结合牧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出来的。是当时盟委在领导牧业生产方面继续推动牧业生产大跃进，保证高速发展畜牧业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个制度在推行过程中，使公社的生产计划指标更加具体化，责任更加明确，体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也使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较好地处理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力地推动了牧业生产的发展，使社员的收入不断增加。
总之，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阿拉善地区之后，坚持了党的民族政策，正确实行了“三不两利”政策，工作中执行了“稳、宽、长”等各项方针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以搞好统战工作为前提，通过医疗、贸易、合作，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慎重稳进的实行了民主改革和牧业社会主义改造，在民族上层和人民自愿的基础上，实现了和平土改，统一了财政，废除了封建制度，取消了总官制，乌拉制等制度，在政权机构中实现了党的领导，成立了苏木工委，培养了一大批基层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发展了文化卫生机构和畜牧兽医机构，促进了畜牧业生产和各项经济建设，为阿拉善地区基层民主建政工作和今后开展工作打下了有利的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