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总
佛教史上特殊的宗派——三阶教，自隋开皇九年入京，就在长安建立了五寺，呈现独开宗派之势。创教大师信行寂后，依林葬法在终南山鞭梓谷起塔，其后僧俗弟子纷纷随葬其侧，以后此地成为百塔寺。这两种寺塔，于三阶教的发展确有很重要的意义。因而，历来对三阶教的研究，均对信行在长安生前与逝后之寺与塔特别重视，着力研究。而长安城以外之周遭郊县的三阶教活动场所事迹等等，并不见于史籍教典之载。所以也极少有所探考。然而，随着近年考古工作之进展，西安以西以北的淳化、礼泉县与扶风县一带，却接连发现有关三阶教的遗迹。其中有些还非常重要，值得我们对这些地区的三阶教活动更详尽地考究，査核其各自的特点，注重其间的关联，将三阶教及其活动研究由长安五寺及终南百塔为焦点扩展开来，以求更好地了解与把握历史上三阶教的真实状况。
陕西省淳化县金川湾，有一座刻满佛经的石窟。历来未受注重，不见于金石着录。清康熙与乾隆版《淳化县志》中称为石佛堂。从现代学术意义上来说，1982年文物普查发现该石窟是一个转折点，此后得到维修与调査研究。1997年姚生民在《中国文物报》发表《淳化唐代刻经石窟》，使其更进一步得到学术界的重视。2000年前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工作，2003年，有关单位在《文物》发表了考古简报。简报表明刻经窟内所刻经典均为三阶教所信奉，其中半数为信行禅师所撰，因而此石窟为三阶教刻经窟。
距淳化县不远的礼泉县，有赫赫有名的唐太宗昭陵。昭陵墓陪葬极多，碑石历受重视，其中不乏精品佳构。但其范围内还有寺庙，澄心寺有比丘尼优昙尼，其墓志铭内容非常清楚地言明其为三阶教徒。虽然现知只有一个比丘尼三阶教徒，但从昭陵范围来看，其寺庙与石刻等等仍有蛛丝马迹与此相关。
扶风法门寺是极为有名的佛教寺院，尤以藏有佛陀指骨舍利，唐代皇家多次供奉为着。法门寺所出佛教文物极多。其中有《法门惠恭大德之碑》，内具大德奉三阶佛法之据。此前学界对三阶僧俗信徒着力很多，但未及此，因而法门寺僧人奉三阶教事，对了解三阶教僧人之活动颇有益处。
淳化金川湾、礼泉昭陵、扶风法门寺，分布在西安以西以北、略呈环状的一条线上。其中金川湾石窟与昭陵澄心寺相距较近，而法门寺距离稍远，且位近西安正西。这些寺窟情况也不相同，金川湾是三阶僧俗教徒合力开凿的石窟，刻满着三阶教信奉重视的经典与信行所撰的经籍；昭陵澄心寺则有信奉三阶教的比丘尼；而扶风法门寺则有主持高僧亦奉三阶信仰。这些僧尼行迹与开窟造像刻经之举，说明着在初唐时段长安城外围的郊县，特别是西北一带，三阶教徒也有相当活跃的活动，这种情况对掌握三阶教真实状况很有意义。
一、淳化金川湾石窟
淳化县位于西安西北方向约百公里处，东与三原、耀县接界，西至泾河，与永寿、礼泉和彬县相邻。石窟所在的金川湾村，实在口镇附近。这里是关中平原与渭北黄土高原丘陵地带交错之处。金川湾石窟仅一洞室，其内正壁雕造一躯大佛坐像，项光内七化佛，高近5米。两侧壁刻满佛经，壁面高达7米，上部残劝很严重，下部尚好，原刻16万字，现存约近6万，均属三阶教刻经。其特殊意义与价值，先在一些美术史着中见述，如李凇《陕西古代佛教美术》，惜有失误不确之处《文物》刊发之《陕西淳化三阶教刻经石窟》一文以调查成果，第一次科学地公布了此石窟的内涵，包括石窟的地理位置、规模尺度、窟内所雕佛像状况、所刻佛经情况。刊布了窟内刻有佛经的东西两壁之实测图，阐明所刻佛经共有八部，其中特别具有价值者为署名信行禅师撰的三部，窟中残存《七阶佛名经》也是信行所撰，其旁还刻有《金刚经》与《如来示教胜军王经》。窟中所刻《添品妙法莲花经》与《大方广十轮经》全文，占据刻经绝大多数内容。窟中正壁为释迦牟尼佛像，虽毁坏于“文化大革命”中，但在考古调查后修复。调查中发掘清理了石窟地面，发现了石雕小佛像与彩塑菩萨等等。
金川湾刻经窟进深与宽均达10米，高为7米，正面佛像，两侧刻经，反映出明确意识与整体规划。由刻经内容可知，这是一个由三阶教徒所刻造的经像之窟。分布于东西两个侧壁、共有八部佛部刻出，其中至少有四部明确是三阶教专有的籍典，另有几部也是三阶教最为尊奉与常用的佛经。其刻造的方式为由下至上，层层递进。每层则是由右至左竖行刻下。由东西两壁来看，自然是东壁为起首、西壁为结尾。
其东壁起首先刻三经，均是信行禅师所撰。
1.《明诸经中对根浅深发菩提心法》一卷信行禅师撰2-《明诸大乘修多罗中世间出世间两阶人发菩提心同异法》一卷信行禅师撰3.《大集月藏分经略抄出》一卷信行禅师撰4.东壁上面还刻有八卷本《大方广十轮经》。每层有一卷，共刻了11层，将高达7米有余的壁面占满。
西壁所刻亦为四经，但分量有所不同。第一层就刻出了三个经，依北端起为：
5.《七阶佛名经》
6.《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7.《如来示教胜军王经》
8.西壁上层刻有《添品妙法莲花经》全文，亦每卷一层，七卷经文刻满直达窟顶，连同底下一层共有八层经文。淳化此窟刻经中，有四个都是信行亲自撰成，这些经典标题均见于三阶教经典目录，如敦煌写本《人集录》等，但前此不能知其内容，其文赖石刻以保留千年以上，确有海内外孤本的价值。
又全窟之中缺少题记。西壁第四层刻经后面曾存有一块线刻出的碑形，但无任何文字在内。估计为原先设定题记之处，但没有付诸文字。唯一可庆幸的是西壁《金刚经》等下存有两行施主题记。是任“左戎卫兵曹参军”的某官员书写布施。由于此官职仅在唐高宗的龙朔至咸亨年间颁行八年，所以此窟的年代约可断定在从公元662至670年之间。以刻字字体与造像风格等等方面情况检定，也符合无误，因而此窟无疑是初唐高宗阶段雕造。石刻的信行撰经，第一经与一件敦煌藏经洞写经同一标题，这件敦煌文书曾由李盛铎售至日本兵库县西尾家私人收藏，从未公布过。其余两件均为海内外孤本。又此窟刻经字数达十六万，是全国单窟刻经数量之最。
笔者对淳化县金川湾此石窟内信行撰文之刻经进行了初步研究，以调查所得第一手材料为据。由于信行撰经时，非常普遍大量引用多种佛典，而现场录文又因残湖有不少缺字，所以首先依据大藏经对录文进行补缺整理。继而从三阶经籍目录方面述明这些刻经的意义，再从结构文体方面加以探考。因为信行撰文之经层次很是复杂，一般为四层，但间或有更多，其用语标准不一，所以勘明其撰述意蕴、探查其基本思想非常重要。信行所撰《明诸经中对根浅深发菩提心法》与《明诸大乘修多罗中世间出世间两阶人发菩提心异同法》，重点似均落在“发菩提心”上，但其仍侧重三阶佛法内涵。前者重在对具深浅不同根机者施教发心，后者实际上主要讲世间具十种恶之人发菩提心之法。而《大集月藏分经略抄出》，名曰抄经。实则依信行拟出之提纲而抄，全纳入信行思想之系统内。此中对原典中末法事件则近于全抄，可见其重视末法说之基础。《七阶佛名经》因所存部分太少，敦煌写经中有大量写本，因而须对敦煌写本详加梳理。另从整理时对信行所撰余经的比照，反而对这些经本也有更深的认识。如法藏P.2283号写经，原被法国谢和耐教授确定为三阶教文献并推定为《三阶佛法密记》，日本西本照真进一步考定其为《发菩提心法》。此件中就含有与石窟刻经对应的内容。实际上，石刻信行撰经中前两者都有纲目式的文字存于P2283号中。由于《发菩提心法》之题目并不存在于三阶经籍目录之中，所以西本的推定只是类推，即此件属《发菩提心法》类经。由于石刻中两种信行撰“发菩提心法”经的发现以及内容的对比，可知法藏P2283应为另一种发菩提心法的信行撰经。而三阶教籍中另外只有《求学善知识发菩提心法》为此类经，所以可以推定，法藏P.2283号敦煌写经，就是《求学善知识发菩提心法》。
通过这些研考，不仅可以确定一些海内外孤本的信行撰经之内容，而且可以知晓唐代初年三阶教之僧俗教徒，所看重所选取的是哪些经典，包括信行撰经与大藏佛典两类。
二、昭陵澄心寺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礼泉县东北四十五华里的九崚山主峰，因山为陵，陵区含近二百余座陪葬墓。昭陵封域内曾有一座澄心寺，位置即今日赵镇吴村之地所在，也就是九峻山正前方的陪葬墓旁。此寺之中的比丘尼优昙禅师，是一位三阶教的教徒。其墓塔铭出土后现存于昭陵博物馆，其石边50、厚9厘米，正方形。原应嵌在塔身前。志文记载其仪凤三年（678)六月八日卒。可惜澄心寺早已荒圯，遗址已无遗物可寻。原塔铭出土处已回填，并无进一步探掘。但是此铭记还是对三阶教的信徒、特别是尼众的状况提供了重要信息。塔铭录文如下()：
大唐澄心寺尼故优异禅师之塔铭并序观夫根深者枝茂，源睿者流长。是以龙门之下，鲜涓涓之水；景山之上，无离离之木。禅师俗姓费，讳优昙。雍州礼泉人也。若乃家门轩冕之盛，氐族人伦之美，光诸竹可略而详。惟师降灵蟾桂，禀气星虹。托瑞奈以呈姿，可仙花而表称。爰此在室，即有物外之心；及至出家，果建降魔之志。虽四依并学，而志尚不轻；十二齐驱，而遍行乞食。三阶八种之法，得意亡言；两人三行之旨，遗蹄取菟。是非不经于口，名利不挂于心。萧萧然起松柏之风，肃肃焉挺岁寒之质。
岂意两楹告变，二竖成灾。朗月与落宿俱沈，慧日共愁云并暗。以仪凤三年六月八日迩构疾弥留，奄随风烛。春秋七十有七。呜呼哀哉。其词曰：
蟾桂之精，云雨之灵。依花标称，托奈呈形。松风本肃，月露先清。莲披意海，日朗神清。始悟唯心，终知是识。树以菩提，崇斯质直。弃损泡幻，咄差名色。八敬虔虔，四勤翼翼。邪山欲暗，慧日将沈。幽关路远，永夜更深。勒名玄石，树塔荒岭。千年万岁，往古来今。
由塔铭序文可知，优昙尼的籍贯为“雍州礼泉人也”，就是昭陵所在之当地人氏。而“四依并学，而志尚不轻”、“三阶八种之法”、“十二齐驱，而遍行乞食”等词句，清楚地表明其三阶教徒的身份。其“四依”应是指行四依，佛教信徒初入道缘的四种苦行，而“不轻”就是指《法华经》中的常不轻菩萨。而齐驱之“十二”是指十二种头陀行，其中五种是关乎乞食法、所以对应“遍行乞食”之词句“三阶”于此当然是点题之笔，说明其三阶教徒的身份，必依三阶法准则行事。从三阶教法到乞食头陀之依行、以常不轻菩萨为榜样，完全画出了其信奉三阶佛法，并苦求追诉，身体力行的情况。至于“八种之法”原出《大般若经》，有五十法归于八种之内，又分属色界与无色界之禅定，其“三行”或指福、罪与不动行，而“两人”的确切含义尚不明了。
塔铭颇具文采，其中当然有不少溢美之辞，以合当时的墓志格式，但是也能看出其德行高超，有相当影响。其追随者为其建塔铭勒，且将其比之孔圣，所以优昙尼的弟子门人必有其人，或为数不少。因而此寺庙——澄心寺或为三阶寺院。又从北宋时游师雄所撰文之《唐太宗昭陵图碑》看，至晚至宋代此寺已不存，或是随三阶教之湮灭而没。至少我们可知，在距淳化金川湾石窟不很远之处，有三阶教徒的比丘尼活动过。而相州光天寺的僧顺，亦是信奉三阶的比丘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