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澄心寺同在吴村的，还有瑶台寺。贞观十四年（644)所立《瑶台寺碑》惜佚，据《昭陵碑石》所载，该寺遗址有天宝二年（743)王思训偕妻女婿为其父王凤祥所立《佛顶尊胜经幢》，经末有检校幢当寺上座大德贞藏、瑶台寺沙门惠明、当寺沙门巩庄之名。从《长安志图》所附的《唐昭陵图》上可见，瑶台寺就在澄心寺略向南，两者位置并不远，均在九崚山正前方略西，配合现在地图上澄心寺即位于今赵镇吴村，就可知之甚详。依两寺在陵区的位置来看，都是相当重要的良地。昭陵之下宫原在九崚山上，因取水不便且遭火焚、移下来后就设在了瑶台寺旁。从两寺之近而此宫未选澄心旁来推测，是否澄心应是一尼寺呢？今赵镇石鼓村还有唐广济寺遗址，其村名即得之于原寺的经幢石鼓，遗物还有景龙三年（709)的阿弥陀石像塔铭。由这些遗物及碑记可知其地寺庙之密集，且均在昭陵封域的极小范围内，与澄心寺相关相戚，确值关注。此处的经幢石鼓很着名，实即鼓形的石幢。因其上部中空如鼓而名。此幢约为唐中期所造，外表雕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文颇有残泐，但我们仍能从留存字迹中辨认出重要的佛名文字“大如来”。瑶台寺天宝经幢上亦有此“大如来”后来此名被改成“大日如来”了。下部幢基与刻文幢身是为两石，而令人惊奇的是此石幢基较幢身更大，并高浮雕造出多身造像。幢基前方有一门状，内残上角有龙头，上方存一小像。幢基四周接续环绕着九身菩萨之像，唯门侧一躯身着袈裟但脖饰项圈。门另侧一像则手牵一小人，或许为供养人。其每一躯或手中捧物，或双手合十，身前皆有菩提树，树冠隆起远观略如莲花。此幢形殊像美，明末赵《石墨镌华》及清初《唐昭陵石迹考略》着录后延录未断，而1921-1923年日本常盘大定与关野贞曾来访此石幢，见其雕像即叹其精美，誉为超过西安宝庆寺——长安光宅寺七宝台造像。可惜造像头部均毁，个别身亦残，这个经幢的造型很不寻常，在频繁易见的佛顶尊胜经幢中，实属凤毛麟角之类。
昭陵是唐代最显赫的陵墓，其规模虽无乾陵之宏大，但陪葬的墓茔，皇亲国戚与功臣显勋墓竟达到之167座之多，为唐陵或帝陵中首屈一指。陪葬中还有些宫女以比丘尼身份入葬。撰写《隋大善知识信行禅师兴教之碑》、支持其行止的越王李贞，亦陪葬在此。民间俗语说：陕西的皇帝埋两排。在这些陵区里确有一些寺院，或有三阶教徒在焉。在淳化县之东面的献陵墓区内就有守陵官齐士员为帝后造像刻经，笔者曾作过调查，其地也可能有寺。其陪葬李寿墓之壁画上有寺院道观图等。而位于淳化之西的昭陵，陵园墓区中的寺庙值得考索。唐高宗为父祈福时在昭陵修庙，当时催逼民夫甚急，“彬州以西、颇州以北，一二百里民夫皆来就工。以至于褚遂良专门上了奏议，劝皇帝慢与施工（《谏昭陵缓建佛寺奏》）。又唐玄宗泰陵封土附近也有巨大经幢，可能也有佛寺。当然就时间而言，金川湾石窟凿造之前只有献陵与昭陵人葬，所以初唐之帝陵最为重要，而现知昭陵至少有瑶台、广济与澄心寺。据元代李好问的《长安志图》所附昭陵图，还有宝林与启圣寺共有五处。若加上礼泉县城东西两侧，则寺庙就达十所之多。这些寺庙恐是先后建造而非预设构成，有些或非唐寺。然则更有意趣的是，不但澄心寺中确实有三阶尼师，荐信行入京的高炯之墓也相距无远，就葬在礼泉县城东。高炯在隋主持朝政多年，终由立太子等事开罪皇上，于大业三年(607)被杀。《隋书》等未言其归葬之地，相关史料似亦无记，由《唐昭陵图》才可知其墓即在礼泉县城之旁（可惜现巳无踪迹了）。其旁还有菩提与香积、惠明寺。县城西更有安乐与知胜寺在太宗庙旁。《礼泉县志》所载寺庙竟90有余，虽然其中标为唐的仅七座，但连澄心寺都未题为唐，所以肯定还有些较早寺庙存焉。
查优昙尼卒时距推断此窟完工下限的公元670年不过八年之久，依其77岁铭计推算，优昙尼诞于隋仁寿元年（601)，而现知金川湾石窟的凿造年代跨度，正相当于优昙尼61岁至69岁之间。虽然其年事已高，未必会参与此窟之事，但其弟子门人应或参其事，或闻知其事，或许与金川湾近旁的寺院有关。
三、扶风法门寺惠恭
法门寺位于扶风县城北十公里的法门镇，东距西安120公里。南临渭水与秦岭主峰太白山相望。法门寺为佛指舍利所在的大寺庙，其佛教状况已有很多研究，诸多宗派僧人皆有踪迹于法门寺，然三阶教也有踪迹可寻。法门寺所具唐碑之中武周永昌元年（689)之大德惠恭之碑，就有反映其间关联之文。
法门寺此通《法门惠恭大德之碑》1987年出土，原镶于地宫石壁。碑阳刻大德住持惠恭行状碑文，碑阴刻《佛说遗教经》。碑文原经数位研究者移录，但因残失字数不少，校读有些不同，亦未受足够重视。从关键的地方而言，详加释读可比定其与三阶教之关系。
此碑铭早已有过着录与研究。陈景富《法门寺史略》、李发良《法门寺志》、韩金科《法门寺文化史》等均有着录。但杨维中先生却慧眼独具地注意到其中与三阶教联系的词句背景。笔者经过研读，认为杨维中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所以确应重视此碑所反映出的重要信息。
杨维中对碑文重录校订，对文中所涉惠恭生平详加考订。初看起来，其中可比定为三阶教的关键词句并不太多，且有些缺字。若非详查细辨，也易于忽略。如“年十四依慈门寺道埸审禅师听受三阶佛法……；远七憎，以果收因，则含生皆佛。将时验质，则以位独凡；上根下根，洞悟其旨；真学妄学，究竟其门。苦行精诚，年逾十载”。此处极关键的“三阶佛法”四字，实际上缺三字“阶佛法”。那么此处臆补成立不成立呢？因为“慈门寺”确是三阶教五寺之一。其中的审禅师虽然未见其他僧传等典籍所载，但就其所处时代情况而言，审禅师为三阶教徒仍应可比定。从称呼而言，创教人信行即被称为禅师，所以审禅师等称谓亦合规范。再从具体描述状况而言，“以果收因，则含生皆佛”；是以如来藏佛性说为成佛因果；“将时验质，则以位独凡”；“上根下根，洞悟其旨”也都是三阶教特具教义之说。即不同时阶内，众生根机不同。在未法的第三阶时段，要针对众生根机而施第三阶佛法。“上根下根”明为不同阶段不同根机之意，而“将时验质”，亦是针对当时根机状况而施教法之意。碑文称说惠恭年廿三回到法门寺中述：“静乱殊学，遵行五众，虔奉四依”。“四依”亦见上引昙尼塔铭，本有苦行四依意，三阶教人又咸奉信行为“四依菩萨”。再就碑文后段铭词其四内：“正象既迁，二阶无实。四依挺出。了别爱憎，弘扬戒律。重振法鼓，再明佛日”。其“正象”是为正法与象法“二阶”，正法阶段与象法阶段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巳进入末法的第三阶段，所以二阶无实。
-般而言，南北朝至隋唐以来，佛教界有释迦灭后，正法持续一千年，此后为像法阶段，延续五百年，而后入末法阶段之说。北齐慧思大师就有此说，且将此正像末流转与北朝历史联结起来。言其诞生之北魏延昌五年(515)，是为佛灭后1582年，即正法与像法阶段皆过，而且巳入末法阶段82年了。三阶教文献中也有此类论说《三阶佛法蜜记》中说，佛在世时自主持佛法，“位判是第一阶时；佛灭后一千五百年之前，由有圣人及利根正见成就凡夫住持佛法，位判当第二阶时；从佛灭度一千五百年后，利根凡夫，戒定慧别解别行，皆悉邪尽当第三阶时”。所以三阶教之教义中亦认为佛灭后一千五百年进入末法时代，但是三教典籍中缺少明确指定末法由何年开始。由信行创教之时即认为其时已在末法，恐是认同慧思之说或有同于慧思说法之说。不过现存三阶典籍中，唯有《信行口集真如实观》之内，言及释迦生平以及续后年代。但其说称由释迦寂灭至庚寅年273年，此数大异于佛教典籍中各种说法，不少学者都指此说是因此一敦煌写本抄漏误错所致。
总之，从这些术语专词的运用，以及碑文描述之大德行历来看，惠恭童年出家，十四岁入三阶教五寺之一的慈门寺，为学十年，由此奠定其为三阶僧人的基础。此后他来到法门寺，有所作为，得朝廷敕封“检校佛塔大德”，颇有名望。与此碑配合，证之惠恭行历事迹的还有两件石刻，一件是同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惠恭禅师支提之塔铭》。其文为：
大唐岐州岐阳县法门寺检校佛塔大德禅师惠恭支提之塔支提为梵文，指其中未含舍利等遗物的塔。这件石塔仍应为纪念惠恭之塔，仅从塔铭之称呼，就可证唐高宗时敕封惠恭为“检校佛塔大德”。又一件石碑本是法门寺史上极为重要之一碑，虽原物不存，但碑文早录于金石着作与方志（《金石萃编》、《扶风县志》）。此碑即《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大历十三年（778)立，内供奉赐绯鱼袋张或撰文，弘农杨播书丹。碑中述显庆五年……赐绢五百匹，“复益令增修，有禅师惠恭、意方等遵睿旨、购宏材，征宇县之工；写蓬台之妙。咨口匠而葳制，献全摹以运斤，不日不月，载营载葺。面太白之群峰，阳乌矫其翅，由是危槛对植，曲房分起。栾栌叠拱，枕坤轴以盘郁；梁栋攒罗，拓乾冈而抱斗。……丽穹崇岳，立杖一柱以戴天；蜿蜒霞舒，揭万楹而捧日。”
由惠恭身后之碑的高度赞誉，可见惠恭于显庆年间时主持建法门寺塔——“检校佛塔”的巨大功绩。上述支提之塔的铭文，也从某一侧面证明，有唐当代之时，无论僧俗都将惠恭的建塔作为其一生事业的最重要代表了。这种情况或应对其习三阶佛法等等事迹有所掩压吧。
不过惠恭此碑的树立等等确也有使人费解之处。主要即碑首额题为“法门惠恭大德之碑”，最后署有年月日时，并“法门寺僧惠恭树郭口口一心供养”。似为自身为己树碑，碑文中又不少赞溢词句。碑文中讲其于慈门寺从审禅师学习的十年，又高度赞扬另一位“禅师”。如此等等，当然，缺泐的字句对了解其中一些史实造成了障碍与困难。
杨维中之文不仅提出此位惠恭大德是唐初三阶教重要僧人，还指出其并非法门寺的住持，碑文中“遂别安禅院，清净住持”之“住持”只为“轨持正法”之意，而“别安禅院”则是其建三阶院了。杨维中认为惠恭佛学思想在承袭信行学说外，重禅法与经教，体现三阶教在唐初向传统佛教的回归。认为唐初朝廷对三阶教法听之任之，并未特加压制，其衰亡主要原因在于教义自身的缺陷。这些看法确有一定道理，但是就碑文所涉惠恭生平等等来看，许多细节还可再加深入，讨论切磋。笔者也希望利用此次学术会之良机，细细观摩此《法门惠恭大德之碑》并《惠恭大德支提塔铭》，以及相关材料，以求更好地探索法门寺僧与三阶教的问题。
余论
上述三地三事，时间上集中于唐代初年之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实际上为七世纪下半叶非常贴近的几年。如淳化金川湾石窟的下限，为咸亨元年(670)，而优昙尼寂于仪凤三年（678)，惠恭大德立碑在永昌元年（689)。这种情况是不是偶然的呢？或许我们的推断与史实不符，因为保存下来的史料确实不完备，一些重要史料可能无存了。就此三事的贴近而言，确有偶然性。但偶然性的背后仍有一定的必然性。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的确应是三阶教颇为发展的阶段。
从空间分布而言，上述三事均在长安西北。由北而略偏西的淳化金川湾，至西而稍偏北的法门寺，距长安也在百公里左右。三阶教徒的这些活动确实可以展开研究三阶教的思路。长安百塔寺原为三阶圣地，但破坏极重，毁失殆尽。又长安五寺为三阶教发展延续的重镇所在。三阶五寺与艺术题材的表现，文献中仍有可以追索之处，如唐代大画家在此五寺的杰作声名赫赫。吴道子最为着名的《地狱变》，画在赵景公寺，就是三阶五寺中的弘善寺（开皇十八年后改称赵景公寺）。金川湾却是人所不知，保存较好的三阶教徒刻经窟，从金川湾周围皇陵区寺庙、昭陵澄心寺的优昙尼为三阶教徒可证，长安西北的金川湾石窟，并有澄心、法门寺庙中的僧尼活动，可以构成三阶教徒活动于都城外一条环带。长安城内以五寺为主，百塔寺以塔为主，而金川湾以窟为主，加上相关的僧尼活动，略可视为唐长安及周边的寺、塔、窟三区。长安西北的虽以石窟最具特色，但是加上法门寺、澄心寺庙之三阶僧尼状况，却是最值注目研考的新点。
〔注释〕姚生民：《淳化唐代刻经窟》，《中国文物报》1997年2月。
张总、王保平：《陕西淳化金川湾三阶教刻经窟》，《文物》2003年第5期。
李凇：《陕西古代佛教美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08页。
张总：《陕西新发现的唐代三阶教刻经窟初识》，荣新江主编《唐代的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169至200页。
此塔铭拓本刊张沛《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8年，69页。
“着粪扫衣、常行乞食，依树下坐，用陈腐药（指僧人得病不用新药，而用排泄特制成或牛尿和大黄果、埋藏地下发酵而成之药）。”佛教术语中另还有法四依等。此行四依常与八正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合称为“四依八正”。
又有三种关于穿衣，三种有关住处，一种关于威仪。其十二头陀行具为：1常行乞食、2次第乞食、3受一食法、4节量食、5中后不得饮浆、6着纳衣、7但三衣、8阿兰若处、9冢间住（即坟墓之间住）、10树下止、11露地坐、12但坐不卧。
“八种法”在佛教中为专门术语，指三三昧、四禅定、四无量心、四无色定、八背舍、八胜处、九次第定、十一切处等八种法，合为五十。（《大品般若经》与《俱舍论）卷廿四》。经述此八种法是四禅之外，因众生机根意业种种而分别说之。这一点与三阶教对根起行有相似处。
三行或指：福行（即行十善）罪行（即行十恶）不动行（即修有漏之禅定），《大智度论》卷八十八。
此碑由许敬宗撰文，诸葛思祯书丹。《昭陵碑石》佚碑部分有介绍。244页。
由经幢署名上有瑶台寺沙门，又有当寺沙门的情况来看，似乎当寺并非“瑶台”。
《长安图志》所附《昭陵图志》，《唐会要》，还可参见杨宽《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2003年。
因为此“大如来”名在房山云居寺初唐刻经、龙门唐代经幢等早期重要经幢中均为同一字样，而后来此名竟被修改为“大日如来”。此名成为某些学人论为早期密教造像、即开元三大士来华前的密教像题材的证据，殊不知此译名原为“大如来”而非“大日如来”。一字之差，性质完全不同了。常青《试论龙门石窟唐代密教雕刻》，《考古学报》2001年3期。
《初唐阎罗造像与刻经——以齐士员贞观十三年造像碑为中心》，《唐研究》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唐李寿墓发掘简报》、《唐李寿墓壁画试探》，《文物》1974年第9期。
《唐文拾遗》卷十五，《唐会要》卷四十八。
《礼泉县志》，民国廿四年修，但所据或为乾隆初本。
陈景富：《法门寺史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
李发良：《法门寺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韩金科：《法门寺文化史》，五洲传播出版社，1998年。275-278页。
唯有：《信行口集真如实观》（S.212号）中，有信行说佛灭后至庚寅年共历273年之说为具体明确说。虽然多有学者指此抄本错误所致，但也还有将其中庚寅年定在何时的问题，所以还不能排除别种解释的可能。
杨维中：《唐初三阶教大德惠恭行历及其佛学思想——（法门惠恭大德之碑）考释》，《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1期，8191页。
(张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